文脈傳薪有後人
一個時期以來，盡管腦子裏裝滿了“不知說（悅）生，不知惡死”，“死生無變於己”和“死也生之徒”、“方生方死”、“物化”、“知歸”等曠達之論，但是，待到這部文學傳記真的寫到莊子之死時，心中仍不免懷有絲絲的悵惋。好在這種淒愴的感觸為時不長，當我想到，就其精神與文脈千古傳承、綿延不絕來說，這位平民思想家又何嚐離開過人間半日！他將茫茫無際的思考空間留給了後繼者，薪盡火傳，斯文不墜，從而延續了整體生命。老子曰，“死而不亡者壽”①，其斯之謂歟！
詩人海涅說過：“德國被康德引入了哲學道路，哲學變成了一件民族的事業。一群出色的思想家突然出現在德國國土上，就像用魔法呼喚出來的一樣。”套用這句話，我們也可以說，中國被莊子引入了文學道路，文學變成了一件民族的事業。大批大批的詩人、作家、藝術家出現在中國大地上，就像用魔法呼喚出來的一樣。
因成七律二首：
逍遙齊物葆天真，喜見蒙莊有後身。
呼馬呼牛隨世態，無功無己做神人。
千秋帝業今何在？一代天驕早化塵！
唯此布衣貧叟健，悠悠文脈久傳薪。
神華千古仰文宗，士有莊周後世風。
恥做犧牛衣繡錦，不蘄澤雉入雕籠；
自崖返矣君行遠，以道觀之吾誌同。
死而不亡仁者壽，絕塵超軼聳鼇峰。
一
魏晉南北期，就形勢之混亂、人心之蕪雜、世路之艱難來看，都和莊子所處的戰國時代有些相似。而其時，讀書士子對莊子之青睞與關注，也達到了空前甚至絕後的程度。誠如聞一多先生所說，魏晉時期，“像魔術似的，莊子忽然占據了那全時代的身心，他們的生活、思想、文藝—整個文明的核心是莊子。他們說‘三日不讀《老》、《莊》，則舌本間強’。尤其是《莊子》，竟是清談家的靈感的泉源”。但是，當時有些玄學家、清談家，不過是侈談玄理、徒逞舌辯，並未能真正悟解莊子之道，而抉其神髓，窺其堂奧。倒是以文采與異行著稱於世的魏晉之際的嵇康，神追心慕，身體力行，庶幾近之。
說起這位嵇康來，人們會記起這樣兩件事：
“竹林七賢”之一山巨源，由選曹郎升遷為大將軍從事中郎，出於關懷與器重，鄭重地舉薦了他的朋友嵇康填充空出來的位置。不料，嵇康卻寫下了《與山巨源絕交書》，嚴加拒絕，並宣告與他斷交，語意決絕，詞鋒犀利，借明心誌。信中，嵇康詳盡地說明了自己不願做官的原因：“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必不堪者”，主要是著眼於生活習慣、個性癖好方麵：一是好睡懶覺，“臥喜晚起”，不堪差役呼喚；二是性喜“抱琴行吟”、釣魚射鳥，不慣吏卒守候身旁；三是不堪正襟危坐，揖拜上官，又兼身上長滿虱子，“把搔無已”，身著官服極為不便；四是“人間多事，堆案盈幾”，不堪公文酬答；五是不堪“降心順俗”，吊死送喪；六是不喜與俗人共處，厭煩“賓客盈座，鳴聲聒耳”；七是不堪官事煩勞，“機務纏其心，世故繁其慮”。而“甚不可者”，則屬於價值取向、天性秉賦方麵的問題：一是，一貫否定商湯王、周武王，鄙薄周公、孔子這些儒家崇奉的精神偶像，這是正統、禮教所絕對不能容忍的；二是，“剛腸疾惡，輕肆直言，遇事便發”，“雖欲無患，其可得乎”？
信中說他，“縱逸日久，情意傲散”，“又讀《莊》、《老》”，就更加放縱而毫無拘束了。上進求榮的心，一天天地低落；而放任本性、不願做官的情懷，倒是與日俱增。就好像飛禽、野鹿，小的時候進行馴養，容易服從約製；待到長大以後，你再把它束縛起來，那就必然急遽四顧，橫踢亂蹦，即使給它戴上黃金打製的馬嚼子，喂它美味佳肴，它也會愈加想望高大的樹木，懷念豐茂的野草。
盡管信中申明，他不願出仕，純粹是為了脫略世事，借以養性全身，而並非自鳴清高，更不是與新朝有什麼過不去；但由於其情緒憤激、語言尖刻，多處有所衝犯，最後還是為此得罪了當政的司馬氏集團。顯然，這封通信，無異於一篇與當權者徹底決裂的宣言，難怪“大將軍（司馬昭）聞而怒焉”。
另一件事，是司馬氏的親信鍾會，久慕嵇康之名，有意與他結交，這天，“輕衣肥乘，率眾而往”。當時，嵇康正在和友人向秀在樹蔭下掄錘鍛鐵，對鍾會的到來，完全不加理睬，一副旁若無人的樣子。鍾會自覺無趣，於是，悻悻地起身，準備離開。可是，這時候，嵇康卻發問了：“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鍾會也沒好氣地回答：“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從此，結下了深深的仇隙。誠如魯迅先生所言：“這也是嵇康殺身的一條禍根”。
嵇康對於莊子，有特殊的尊崇與喜愛。《晉書》本傳中，說他“學不師受，博覽無不該通，長好《老》、《莊》”。他自己也說：“老子、莊周，吾之師也”；“猗歟莊老，棲遲永年”。晉人好言老莊，但將這兩位道家始祖相提並論，實始於此。作為“正始詩人”的傑出代表，嵇康存世的五十三首詩中，引證、化用、闡釋《莊子》中的詞句、意蘊，隨處可見。特別是在思想形成與人格建構方麵，嵇康從莊子身上汲取了深厚的資源。可以說，莊子是嵇康的人生導師，嵇康則是莊子思想的積極闡揚者與忠實踐行者；而且，他在接受與闡發過程中，也“把莊子理想的人生境界人間化了，把它從純哲學的境界，變為一種實有的境界，變成詩的境界”；“他的遊心太玄，他的求之於形骸之內，求意足，已經不是空無，不是夢幻，不是不可捉摸的道，而是實實在在的人生，是一種淡泊樸野、閑適自得的生活”①。
史載：當嵇康聽說好友向秀將為《莊子》作注時，頗不以為然，他擔心向秀隻作章句學問，而丟棄莊子思想的精神實質，因說：“此書詎（豈）複須注，正是妨人作樂耳！”應該說，曆代文人中，真正能夠理解並積極踐行莊子的人生觀，遵行其傲然獨立的人格，皈依其養性全真、順時應命、任順自然的思想，對其人格風範、精神境界予以極高評價的，當以嵇康為最。嵇康接受了莊子的“上與造物者遊，下與外生死、無終始者為友”的人生準則，心之所適，意之所安，行之所由，與莊子的逍遙遊世，是一脈相承的；而且，他和莊子同樣，不做“犧牛”，善用“減法”，又有強烈的憂患意識、悲劇情懷和批判精神，都屬於那類“熱腸冷眼”的遊世主義者。
莊子以相對主義的齊物思想，拋棄對名位、榮利的眷戀，化解對是非、好惡、生死、窮達的執著；嵇康則以“意趣疏遠，心性放達”自遣，奉行“愛憎不棲於情，憂喜不留於意，泊然無感，而體氣和平”的養性原則。莊子視富貴榮華、功名利祿如敝屣；嵇康亦甘願“方外榮華”，“遊心於寂寞”。莊子主張“遊於世而不僻，順人而不失己”；嵇康則奉行“外不殊俗，內不失正”的做人準則。莊子以先王為芻狗，嵇康則“越名教而任自然，非湯武而薄周孔”。莊子認為：“君子不得已而臨蒞天下，莫若無為。無為也，而後安其性命之情”①；嵇康也說：“至人不得已而臨天下，以萬物為心，在宥群生，由身以道，與天下同於自得，穆然以無事為業”。甚至在親自參加體力勞動，成為勞動者一員方麵，二人也完全相像。莊子家貧，靠編織草鞋為生；嵇康本傳中說：“康居貧，嚐與向秀共鍛（揮錘打鐵）於大樹之下，以自贍給。”
但是，嵇康學習莊子，終究還不到家。誌在養性全身，最後卻以言行憤激，得罪當局，死得很慘，終年還不足四十歲，如同一顆瞬息消逝的隕星，在穿越大氣層的劇烈磨擦中，刹那間放射出奪目的光焰，上演了一出短暫而慘烈的人生悲劇。時人孫登於惋惜之餘，說了一句確切的評語：“君（指嵇康）才則高矣，保身之道不足”。
當然，嵇康畢竟還深得蒙莊之真髓，而且，從自己的人生慘境中，也接受了深刻的教訓。他在受戮之前，曾有一篇寫給兒子的《家誡》，囑咐他做人要謹慎小心，免遭不測。魯迅先生在《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中摘引了兩條：
有一條是說長官處不可常去，亦不可住宿；官長送人們出來時，你不要在後麵，因為恐怕將來官長懲辦壞人時，你有暗告密的嫌疑。（原文：“所居長吏，但宜敬之而已矣。不當極親密，不宜數往，往當有時。其有眾人，又不當宿留。所以然者，長吏喜問外事，或時發舉，則怨或者謂人所說，無以自免也。”）
又有一條是說宴飲時候有人爭論，你可立刻走開，免得在旁批評，因為兩者之間必有對與不對，不批評則不像樣，一批評就總要是甲非乙，不免受一方見怪。（原文：“人有相與變爭，未知得失所在，慎勿豫也。且默以觀之，其是非行自可見。或有小是不足是，小非不足非，至竟可不言，以待之。”）
前一條說，宦情險惡，宜多加防備，這使人想起莊子在《人間世》篇所講的做臣子的難處和“言語風波”的困擾；後一條說，不要參與爭議、辯論，這使人想到《齊物論》篇中的“辯無勝”，“論而不議，議而不辯”。可見，莊子的思想、精神已經深入到嵇康的骨髓之中。
二
嵇康，還有阮籍，這些竹林名士，在傳播與弘揚莊子思想方麵，起到了橋梁與紐帶作用；由於他們都師承莊子，本人都是著名的詩人，文章做得出色，因而對於後來的文士，其影響相對就更深遠一些。為此，陸侃如、馮沅君在《中國詩史》中說：“歸自然，得自然授自然，與陶潛‘複得返自然’意同，而嵇康實為先驅。”
陶潛字淵明，是東晉後期的大詩人。他在思想上接受了儒、道兩家的影響，而尤以道家的影響為深。他比莊子整整晚生了六百年，但其思想、取向、人生道路抉擇，卻是遠承這位詩人哲學家。
陶潛出身於官宦世家，祖父與父親都曾做過太守；他出生後，家道中落。由於幼年深受儒學濡染，所以，青年時代，在仕途中也曾懷抱“猛誌逸四海，騫翮思遠翥”的雄心，但很快就發現官場政治黑暗，完全與本性乖異，於是辭職隱居；後經叔父推介，出任彭澤縣令。到職八十一天，趕上潯陽郡督郵下來巡察，下屬提醒他應該穿上官服，“束帶迎之”，他極端反感地說：“我豈能為五鬥米向鄉裏小兒折腰！”當即賦《歸去來兮辭》，掛冠而去，從此終身歸隱。他從二十九歲步入仕途，到四十一歲辭官，為時十三年，所以，《歸田園居》詩中，有“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誤落塵網中，一去十三年。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之句。
從這裏說的“誤入塵網中”和《歸去來兮辭》中寫的“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看得出他對於以前一段仕宦生涯的追悔。而脫離仕途之後的心理感受，則是“戶庭無塵雜，虛室有餘閑。久在樊籠裏，複得返自然”，真正解脫了“心為形役”的困境，回歸田園，重返丘山，開始了自由自在的生活。
陶潛的這段經曆，特別是在追求精神的絕對自由，使靈魂逍遙在沒有空間與時間之限的自然中這方麵，和莊子極端相似。莊子說過，水澤裏的野雉走十步才能啄到一口食，走百步才能飲到一口水，可是，也決不祈求被豢養在樊籠裏。而陶潛則是跳出樊籠，重返自然。
著名學者陳寅恪先生認為，魏晉時期，人們對莊子自然之道的理解，陶潛勝出一籌。確是如此。法天貴真，張揚個性，陶潛對於大自然有極其深厚的感情。在他現存的一百二十餘首詩歌和十幾篇散文、辭賦裏，欣賞自然、頌讚自然、享受自然的內容，占了相當大的比重，成了陶潛詩文的骨架與靈魂中樞。在大自然中勞作，在大自然中飲酒，在大自然中會友，在大自然中嘯傲，他從大自然那裏汲取了無窮的樂趣，心無一累，萬象俱空。諸如，“衡門之下，有琴有書。載彈載詠，爰得我娛。豈無他好？樂是幽居。朝為灌園，夕偃蓬廬”；“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歡來苦夕短，已複至天旭”，“眾鳥欣有托，吾亦愛吾廬”，“怡然有餘樂，於何勞智慧”；“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登東皋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複奚疑”的句子，隨處可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