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同歡娛、開朗的心境形成鮮明的對比，陶潛的物質生活卻是困難與淒苦的。從他的詩文中，我們不難發現，與這樣一個孤高倨傲的生命個體相依相伴的，竟然是令人心靈震顫的悲情與苦況。從他辭官歸裏到告別人世，二十二年間，絕大部分都是掙紮在饑寒貧困的邊緣。遇到豐收年景，可以“酌春酒，摘園蔬”，聊免饑寒之累；而當災荒年月，則“夏日抱長饑，寒夜列被眠”。嚐作《五柳先生傳》以自況，有句雲：“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
這種困頓生涯，在詩中有全麵的反映：
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長饑。菽麥實所羨，孰敢慕甘肥！
惄如亞九飯，當暑厭寒衣。歲月將欲暮，如何辛苦悲。
詩的前麵有個小序，略雲：“旬日已來，始念饑乏。歲雲夕矣，慨然永懷。今我不述，後生何聞哉！”詩中五六兩句，較為生僻，稍作解釋：“惄如”，饑餓難熬的樣子。“九飯”，一個月隻吃九頓飯。典出《說苑》：“子思居衛，貧甚，三旬而九食。”下句說，盛暑時還穿著討厭的冬裝。
另有一首詩，標題就叫“乞食”，開頭四句是：“饑來驅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裏，叩門拙言辭。”此情此景，竟然發生在一個世界級的大詩人身上。確實如作者所言：“今我不述，後生何聞哉！”
《南史》本傳記載，陶潛“躬耕自食”，“偃臥瘠餒有日矣”，江州刺史檀道濟親自前往探問，勸他出仕，不要“自苦如此”；而他卻以“誌不及也”作答。臨走時，檀道濟饋以粱肉，也被他揮手謝絕了。看得出來，陶潛的歸隱，既出於向往自然的本性，更有逃逸人世，明哲保身的考慮。他的饑寒交迫的困境和遠離官場，避之唯恐不遠的心態，完全與莊子相一致。
與莊子極為相似的，還有他對待生命與死亡的態度。去世前，他寫了《挽歌詩》三首，從入殮、出殯寫到下葬：表現出精神上的曠達與超脫：“有生必有死，早終非命促。昨暮同為人，今旦為鬼錄。魂氣散何之？枯形寄空木”，“得失不複知，是非安能覺？千秋萬歲後，誰知榮與辱”。
其中第三首尤其精彩，詩情與哲理結合，表現出一種達觀的情懷和安詳的心態，讀來親切感人。
荒草何茫茫，白楊亦蕭蕭。嚴霜九月中，送我出遠郊。
四麵無人居，高墳正嶕嶢。馬為仰天鳴，風為自蕭條。
幽室一已閉，千年不複朝。千年不複朝，賢達無奈何。
向來相送人，各自還其家。親戚或餘悲，他人亦已歌。
死去何所道，托體同山阿。
陶潛與莊子，表現在飲酒方麵，有明顯的差異。陶潛嗜酒如命，貪杯成性，據徐誌摩在《結算陶淵明的一筆酒賬》中統計，陶詩中有酒的句子多達四十六處，酒字占三十二個，其他觴、醉、斟、壺、飲、酌、杯、酣、酤等字不下四十個，加上酒字，共七十多個。詩中有酒的句子，約占全部句子的三分之一。甚至還寫到死後也沒有忘記飲酒，《挽歌》之二雲：“昔在無酒飲，今但湛空觴。春醪生浮蟻，何時更能嚐。肴案盈我前，親舊哭我傍。欲語口無音，欲視眼無光。昔在高堂寢，今宿荒草鄉。一朝出門去，歸來夜未央。”說從前沒有酒喝，現在酒菜擺在麵前，喝不到嘴裏了。《莊子》一書中提到酒的也有十幾處，《齊物論》中說，“夢飲酒者，旦而哭泣”；《達生》篇有“醉酒全生”之說—醉酒的人摔下車子，雖傷而不致死；《漁父》篇有“飲酒則歡樂”和“飲酒以樂，不選其具”；《列禦寇》中說，“醉之以酒而觀其則”。看得出來，莊子對酒還是有興致的，起碼是不厭惡、不反感；但他卻絕不貪杯嗜飲。之所以如是，當是出於養性貴生的考慮；當然，也可能是條件所限，由於家貧，像顏回那樣，“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
古代文人嗜酒者，堪與陶潛比並的，當以李白為最。不是有那麼兩句話嗎？“太白有詩皆詠酒，淵明無酒不吟詩”。
三
李白的思想比較駁雜，儒道的教義與遊俠之風，在他身上都有所體現。一方麵要做帝王的輔弼，一方麵又喜愛棲隱山林，逍遙任性，入世與出世兩種矛盾困擾著他的一生。清代思想家龔自珍有言：“莊（周）、屈（原）實二，不可以並，並之以為心，自（李）白始。”當然，就其實質來說，李白的清逸氣脈、瀟灑風神，超塵拔俗、崇尚自由、落拓不羈、傲睨一切的氣質，主要還是脫胎於莊子；這在後期，表現得尤其顯著。
《侯鯖錄》載：
唐開元年間，詩仙進謁宰相，擎著書有“海上釣鼇客李白”的手版。
宰相問道：“先生臨滄海，釣巨鼇，以何物為鉤線？”
答曰：“以風浪逸其情，乾坤縱其誌，以虹霓為絲，明月
為鉤。”
又問：“以何物為餌？”
答曰：“以天下無義丈夫為餌。”
宰相聞之悚然。
幾句簡單的答問，生動地展現了這位詩仙的神韻，真實地刻畫出他的高蹈、超拔、狂肆的精神世界。他輕世肆誌，蕩檢逾閑，總要按照自己的意誌去塑造自我，從骨子裏就沒有對聖帝賢王誠惶誠恐的敬畏心情，更不把那些政治倫理、道德規範、社會習慣放在眼裏，一直鬧到這種地步：“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①，痛飲狂歌，飛揚無忌。
這種“鬆柏本孤直，難為桃李顏”的天性，和不肯“摧眉折腰事權貴”的傲骨，加上殘酷的現實又無情地粉碎了他的不切實際的幻想，於是，“浪跡天下，以詩酒自適”，就成了生活樂章的主旋律；而莊子筆下的那隻摶搖直上、橫絕宇宙的大鵬鳥的形象，就通過這位“謫仙人”展現在世人的麵前。
有人統計，李白詩歌中引用《莊子》中的典故多達七十多處；他在《大鵬賦》中，以“南華老仙，發天機於漆園。吐崢嶸之高論，開浩蕩之奇言”領起全篇，然後，揮灑誇張、恣肆的筆墨，展現大鵬憑陵昆侖，“上摩蒼蒼，下覆漫漫”，“六月一息，至於海湄”，“溟漲沸渭，岩巒紛披”的雄強、健偉的形象，以詩賦形式，重現了莊子《逍遙遊》篇的意境與風采。
解讀李白的詩，最令我們震撼的是他的豐富、奇幻的想象力。那“手中電曳倚天劍，直斬長鯨海水開”的司馬將軍，那“坐令鼻息吹虹霓”的鬥雞兒，那“猶能簸卻滄溟水”的大鵬鳥，那“大如席”的燕山雪花，那“三千丈”的緣愁白發，哪個形象不讓人心神震撼，牢記終生；哪個超拔的想象，奇肆的誇張，不讓人聯想到《莊子》的海樣襟懷，如椽巨筆！
你看詩人筆下的黃河與華山：
西嶽崢嶸何壯哉！黃河如絲天際來。
黃河萬裏觸山動，盤渦轂轉秦地雷。
榮光休氣紛五彩，千年一清聖人在。
巨靈咆哮擘兩山，洪波噴流射東海。
三峰卻立如欲摧，翠崖丹穀高掌開。
白帝金精運元氣，石作蓮花雲作台。
這種氣魄，這種豪情，就詩文來說，除了《莊子》，真不容易找到堪資匹敵的。在表現手法上，正如清人方東樹所說：“大約太白詩與莊文同妙，意接而詞不接，發想無端，如天上白雲，卷舒滅現，無有定型。”至於在蘊涵、意境、格調方麵，李詩、莊文相通相似之處，更是隨地可見。諸如：
李白詩中反映生死觀的：“生者為過客，死者為歸人。天地一逆旅，同悲萬古塵。”①
寫自由精神的：“紅顏棄軒冕，白首臥鬆雲；醉月頻中聖，迷花不
事君。”②
描繪超然心境的：“桃花流水窅然去，別有天地非人間”③；“不向東山久，薔薇幾度花。白雲還自散，明月落誰家。”④
反映人與自然和諧交融的閑適生活的：“綠竹入幽徑，青蘿拂行衣。長歌吟鬆風，曲盡河星稀。我醉君複樂，陶然共忘機。”⑤
特別是展現自然觀的《日出入行》：
日出東方隈，似從地底來。
曆天又複入西海，六龍所舍安在哉？
其始與終古不息，人非元氣，安得與之久徘徊？
草不謝榮於春風，木不怨落於秋天。
誰揮鞭策驅四運？萬物興歇皆自然。
羲和！羲和！汝奚汩沒於荒淫之波？
魯陽何德，駐景揮戈？
逆道違天，矯誣實多。
吾將囊括大塊，浩然與溟涬同科。
中心是說，日出日沒，四時更迭，都是自然規律，而人是不能也不應違背與變改的。“天地與我共生，萬物與我為一”。因而必須委順與適應自然精神，同自然融為一體（同科），否則，就是悖逆天道，違反自然規律。遺憾的是，世上“逆道違天，矯枉實多”的蠢事，實在是太多了。
當然，盡管李白也有“西上蓮花山，迢迢見明星。恍恍與之去，駕鴻淩紫冥”的向往，但他的精神境界，畢竟與莊子的超然物外、脫略世情不盡相同。經邦濟世、一展長才的鴻圖偉誌，令他割不斷同戰亂中的國家、人民的縷縷心絲，時時刻刻，還不忘“三千之中有毛遂，使白得脫穎而出”，“吐氣揚眉，激昂青雲”①；結果呢？卻是“人悶還心悶，苦辛長苦辛”。虧得借助於莊子的超越意識和恬淡忘我、虛靜無為的處世哲學，使他能寄情於詩酒風流、錦山繡水，從貌似靜止的世界中看出無窮的變態，把漫長的曆史壓縮成瞬間的過程，以審美的眼光和豁達的態度來看待政治上的失意，達到一種順乎自然，寵辱皆忘的超然境界，使其內心的煎熬有所緩解。但他畢竟是一個豪情似火的詩人，隻要遇到一種觸媒，悲慨之情就會沛然傾泄，這樣，他便再次陷入無邊無際的煩惱，悲吟著“大道如青天，我獨不得出”了。
作為一個體現著人類生命的莊嚴性、充滿悲劇色彩的強者，他一生被登龍入仕、經國濟民的渴望糾纏著，卻困躓窮途，始終不能如願，因而陷於強烈的心理矛盾和深沉的抑鬱與熬煎之中。而“蚌病成珠”，這種鬱結與憂煎，恰恰成為那些天崩地坼、裂肺摧肝的傑作的不竭的源泉。
四
“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春秋不變，水旱不知。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為量數。”
誦讀《莊子·秋水》篇中的名句，我驀地想起了蘇軾，想起了“韓潮蘇海”這句成語。
是的，無論就其才華、學識、氣度，還是從詩文的氣勢磅礴、波瀾壯闊來說，蘇長公確實稱得上這個“海”字。
蘇軾的思想，同李白相似，也是儒、釋、道雜糅的。如若統觀他的功業，基本上歸於儒學的影響；而他的藝術成就，包括詩詞、文賦、書畫、茶、酒、棋、琴各個方麵，則頗得力於道家的莊子。說來似乎有些矛盾，其實，在中國曆代讀書士子身上，這種現象是普遍存在的。難怪魯迅先生說：“我們雖掛孔子的門徒招牌，卻是莊生的私淑弟子。”這，一方麵說明了莊子的超乎尋常的魅力；另一方麵，也揭櫫一條文藝傳承的規律：在中華大地上，凡是才氣縱橫的藝術天才，必然結契於莊子。正如一切建功立業的政治家，必然深受孔孟思想的甄陶一樣。
早在少年時代，蘇軾就非常喜歡莊子，在給友人信中說過：“某齠齒好道，傾心《莊子》”；而且有深刻的領悟：“吾昔有見於中，口未能言。今見是書，得吾心矣。”①不過，在走上仕途之後，年輕氣盛，躊躇滿誌，也曾同絕大多數讀書士子一樣，誌在社稷，功名心切。其詞雲：“有筆頭千字，胸中萬卷，致君堯舜，此事何難？”他曾多次上書皇帝，希望“滌蕩振刷，而卓然有所立”。其中有一份《議學校貢舉狀》，說：“今士大夫至以佛老為聖人，鬻書於市者，非《莊》、《老》之書弗售也。讀其文，浩然無當而不可窮；觀其貌，超然無著而不可挹，此豈真然哉！”對於“莊周齊死生，一毀譽，輕富貴，安貧賤”之說，也曾表示過懷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