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爾後一連串的政治蹉跌，使他這個遷客、謫人，逐漸悟解了世路人生，一步步改弦更張，同莊子結下了不解之緣。先是因為反對“新法”，被貶為杭州通判，時年三十四歲。後來流離轉徙，陸續到了密州、徐州、湖州；直到“烏台詩案”發生，被捕入獄；一番折磨過後，又被貶謫到黃州，先後到過汝州、常州、登州、潁州、揚州；五十八歲那年，又橫遭貶謫，到了嶺南的惠州，三年後再度遭貶，謫居荒遠的海南島的儋州。經過三十年間這十二個“州”的折磨、顛簸，終於投入了莊周的懷抱。
多舛的人生，顛躓的仕途，耗損了他的生命，摧折了他的健康；如果說有所獲取的話，那便是詩文的特大豐收。如同他所概括的：“秀句出寒餓，身窮詩乃亨。”當然，還有一條，就是對莊學的領悟和把握。可以這樣說，如果沒有後一項，他的詩文絕對不會有如此的豐神，如此的機鋒，如此的超拔，如此的透辟。進而可以說，如果沒有對《莊子》的領悟，恐怕很難設想，他將如何度過後半生的如水益深、如火益熱的貶謫歲月。生命都不能正常地維持，又何談創作的豐盈！
正因得益於莊子的“逍遙”、“齊物”之論，尋找到了精神的伊甸園、災難的逋逃藪，蘇軾的精神世界才能那麼超拔、灑脫，心境才能那麼曠遠、達觀。且聽他的吟詠—這是寫於以罪人身份編管黃州期間的《定風波》詞：
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竹杖芒鞋輕勝馬。誰怕？一蓑煙雨任平生。料峭春風吹酒醒，微冷。山頭斜照卻相迎。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
途中遇雨了，沒帶雨具，同行皆很狼狽，唯有他從容不迫。他從中悟解到了有關人生的哲理。
還有一首《臨江仙》詞，也是寫於黃州謫所，其下闋雲：
長恨此身非我有，何時忘卻營營？夜闌風靜縠紋平，小舟從此逝，江海寄餘生。
“此身非我有”，出自《莊子·知北遊》。蘇軾痛恨自己不能掌握“此身”的命運，整天為功名利祿而奔走勞神，亟須以莊子思想為依托，獲得心身自由。而回歸“江海”自然，正是他此時的真實心境。
他還有一首純用家常俚語寫的詞，題目就叫“無愁可解”：
光景百年，看便一世，生來不識愁味。問愁何處來？更開解個甚底！萬事從來風過耳，何用不著心裏。你喚做展卻眉頭，便是達者也則恐未。此理本不通言，何曾道歡遊勝如名利。
道即渾是錯，不道如何即是。這裏元無我與你，甚喚做物情之外？若須待醉了方開解時，問無酒怎生醉！
一是說，解愁還不算達觀，因為畢竟有愁要解。隻有像莊子說的，忘情物我，遊於自然，做到無愁要解，才稱上乘；二是說，按“齊物”之說，人間本無物我之分，因而也就談不上放情物外。
他在潁州期間，曾寫過一首七古，開頭四句是：
太山秋毫兩無窮，巨細本出相形中。
大千起滅一塵裏，未覺杭潁誰雌雄。
這裏闡揚的是莊子的思想。《齊物論》雲：“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太山為小”。在黃州期間，他也曾引用《齊物論》的觀點，批評戰國時宋玉的《風賦》：“堪笑蘭台公子，未解莊生天籟，剛道有雌雄。一點浩然氣，千裏快哉風。”
他在散文《寶繪堂記》中指出：“君子可以寓意於物，而不可以留意於物。寓意於物，雖微物足以為樂，雖尤物不足以為病。留意於物，雖微物足以為病，雖尤物不足以為樂。”所謂“寓意”，就是借客觀事物以寄托自己的思想感情，在這種情況下，再微小之物，也可以產生審美愉悅；再珍奇之物，也不致帶來得失的痛苦。而“留意”，亦即出於自身利害關係而產生的占有欲，則有別於審美欣賞的“寓意”，無論其為尤物還是微物，都足以為病。—“物之所以累人者，以吾有之也”。這些深邃的思想、超拔的見解，都源自莊子的人生觀、價值觀、審美觀。
還有記遊散文《超然台記》：“凡物皆有可觀。苟有可觀，皆有可樂，非必怪奇偉麗者也”；“人之所欲無窮，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盡。美惡之辨戰乎中，而去取之擇交乎前，則可樂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根源在於“彼遊於物之內，而不遊於物之外。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內而觀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彼挾其高大以臨我，則我常眩亂反覆，如隙中之觀鬥，又焉知勝負之所在？是以美惡橫生，而憂樂出焉，可不大哀乎”！這裏所說的“物內”、“物外”，同樣也源於《莊子》。
綜覽蘇軾詩文，脫胎於《莊子》的清言勝義，可說是比比皆是。誠如宋·邵博所言：“東坡早得文章之法於《莊子》，故於詩文多用其語。”①當代學者陶白統計：《蘇軾詩集》所引《莊子》中典故、詞彙，約有三千六百餘處，足見其所受影響之大、陶冶之深。
五
從公元前286年偉大的思想家而兼文學家的莊子去世，到公元1715年偉大的文學家而兼思想家的曹雪芹誕生，中間整整隔了兩千年。在這兩千年時間長河的精神航道上，首尾兩端，分別矗立著兩座輝映中華文明以至整個世界文明的兩座摩天燈塔—兩位世界級的文化巨匠。他們分別以其哲學名著《南華經》和文學名著《紅樓夢》，卓立於世界民族文化之林。
作為清代雍乾時期的一位偉大作家，曹雪芹距今不過二百多年，他生前的活動範圍，也隻有南京、北京兩個地方；可是，遺留下來的文獻資料卻十分稀少，甚至連生卒年都存在著爭議，這倒和兩千多年前的莊子十分相像。而且，從已知的有限記載中得知，他的身世、出處、平生閱曆，也和莊子大體上類似—
他同樣是沒落貴族的後代；少年時節，家族遭遇政治劇變，從而繁華夢斷，社會地位一落千丈，由從前的“錦衣紈絝”、“飫甘饜肥”的時代寵兒，一變而為社會棄兒，終身過著“滿徑蓬蒿老不華，舉家食粥酒常賒”的貧寒、困窘的生活。據友人所記：所居房舍，“土屋四間，斜向西南，築石為壁，斷枝為椽，垣堵不齊，戶牖不全”。看來，《紅樓夢》中所寫“蓬牖茅椽，繩床瓦灶；並不足妨我襟懷”，當屬完全寫實。
他與莊子一樣，都參加體力勞動：莊子是靠編織草鞋維持生活，曹雪芹則是以紮繪風箏賺取收入；莊子熟悉並能親自操作編結草鞋、刻製竹簡、製漆等工藝生產；曹雪芹除擅長紮繪風箏外，還是金石、編織、織補、印染、雕刻、烹調與脫胎漆器等工藝美術方麵的行家裏手。
更主要的是，他們有著相近的個人氣質、思想觀念和價值取向。曹雪芹對於莊子其人其文極度傾慕，還借助以“檻外人”和“畸人”自命的妙玉之口說：“文是莊子的好。”曹雪芹中年時節，當時任吏部侍郎並主持皇家畫苑的著名畫家董邦達，曾熱誠聘請他到皇家畫苑任職，但被他一口回絕了。他和莊子一樣，都厭棄官場，絕意仕進，始終與權勢者保持著嚴格的距離，不做“犧牛”，不肯“以身殉物”、“心為物役”。
他們都是舊的傳統禮教的叛逆者，反對儒家的仁義教條，厭棄“學而優則仕”的世俗觀念，批判專製，警惕“異化”。要之，他們都是物質生活匱乏而精神極度富有的曠世奇才。
他們的思想都與現實社會環境極不協調，甚至尖銳對立；他們的言行舉止，超越凡俗，脫離固有的社會價值、倫理觀念的框範，而不為世人所認同與理解。這樣，處世就不免孤獨，而作品更有“都雲作者癡，誰解其中味”的悲涼感。
魯迅先生針對生民處於水火之境的艱難時世，說過一句痛徹骨髓的話：“人生最苦痛的是夢醒了無路可以走。做夢的人是幸福的；倘沒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緊的是不要去驚醒他。”接上又說：“假使尋不出路，我們所要的倒是夢。”曹雪芹和莊子都生活在社會危機嚴重、理想和現實完全對立、“艱於呼吸視聽”的濁世，根本無路可走。這樣，他們兩人便都不約而同地選擇了夢境。一個是文人寫夢的始祖，一個是織夢、述夢、寫夢的集大成者。前者托出一個“蝴蝶夢”，將現實追求不到的自由，融入物我合一的理想夢境之中；後者奉獻一部“紅樓夢”，把詩化情感、悲劇體驗、泣血生涯合盤托出，在卑鄙、齷齪的現實世界之上，搭建起一個最淒清、最幹淨、最美妙的理想境界，編織一場再清醒不過的人生幻夢，藉此安頓自己痛苦的靈魂，消解心中的塊壘。而兩部傳世傑作，歸根結蒂，又都是作者的“謬悠說”、“荒唐言”、“辛酸淚”。誠如《老殘遊記》作者劉鶚所言：“《莊子》為蒙叟之哭泣”，“曹雪芹寄哭泣於《紅
樓夢》”。
在中國古典小說中，《紅樓夢》應是引用《莊子》中典故、成語、詞句最多的一部作品，作者順手拈來，觸筆成妙，看著覺得眼熟，結果一翻，竟然分別出自內篇（《人間世》、《大宗師》）、外篇（《胠篋》、《秋水》、《山木》）和雜篇（《盜蹠》、《列禦寇》），令人驚歎作者學識的淵博。《紅樓夢》中眾多人物都喜歡《莊子》，特別是寶玉、黛玉這兩位主人公，對於這部哲學經典，已經爛熟於心，能夠隨口道出，恰當地用來表述人生境界、處世態度、思想觀念、生活情趣。當然，作者稱引《莊子》，絕非矜富炫博，裝潢門麵，而是為了彰顯他的價值觀、傾向性與人生態度。
莊子是中國思想史上第一個提出爭取和捍衛人的自由的思想家。高揚自由意誌，追求個性解放，可說是《莊子》的一條紅線，也是莊子思想影響後世的最重要的一個方麵；而曹雪芹，則把自由的思想意誌奉為金科玉律，當做終身信條，他正是通過賈寶玉這一典型人物的典型性格，來集中闡揚這種精神蘊涵的。寶玉的無拘無束、我行我素、放縱不羈、自由任性的個性特征，以及他所讚賞的“無知無識、無貪無忌”的赤子般的精神境界，顯然，其間都有莊子思想的影子。當他聽到黛玉“感花傷己，哭了幾聲”，遂想：唯有“逃大造，出塵網，始可解釋這段悲傷”。這“逃大造，出塵網”，雖然不即等同於《莊子》的逍遙遊世，但在反叛世俗、離棄傳統方麵，有其共通之處。還有，寶玉曾多次談到死亡，他說：“等我有一日化成了飛灰—飛灰還不好，灰還有形有跡，還有知識的。—等我化成一股輕煙，風一吹就散了的時候兒，你們也管不得我，我也顧不得你們了，憑你們愛那裏去，那裏去就完了。”這也讓人聯想到莊子關於死亡的那番曠達、超邁的話語。
人們耳熟能詳的《好了歌》及其注解，還有那句至為警策的話：“可知世上萬般，好便是了，了便是好。若不了，便不好；若要好，須是了”，骨子裏所反映的“萬物齊一”、“懸崖撒手”，一切都具有相對性與流變性的觀念，不也正是莊子的人生觀及其所代表的道家思想的寫
照嗎？
至於這兩部天才傑作的敘述策略與話語方式，也同樣有其相似之點：一個隱喻為“假語村言”，“荒唐、無稽之辭”；一個則明確地講，“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出之，“其辭雖參差，而詭可觀”也。
李澤厚先生認為，“莊子的興趣並不在於去探究或論證宇宙的本體是什麼”，而“隻是為了要突出地樹立一種理想人格的標本”，即“人的本體”。嵇、陶、李、蘇、曹五位大文豪，分別處於中國封建社會前期、中期與晚期，前後綿延一千五百年，他們所受莊子的影響，不盡相同，各有側重；但有一點是共通的，就是接受“一種理想人格的標本”，即“人的本體”。而這種天才人物之間的吸收與接納，遞嬗與傳承，必然作用於內在，並且是創造性的，個性化的。
當然，師承也好，賡續也好，隻能具有相對性。天才不會重複，更沒有可能“如法炮製”。莊子，作為天才中的天才，隻能有一，不能有二。就是說，莊子在世間已經成了絕版—從他辭世那天起，原版就毀掉了，永遠也無法複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