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來燕趙易悲歌 三
漫步邯鄲街頭，遙想兩千多年前那些慕仁向義、慷慨悲歌的往事，一個個凜然可畏，“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義士形象，宛然如在目前。這裏的民風素以勇悍、尚武著稱，既不同於中原、關隴，也有別於齊魯、江浙。著名史學家司馬遷認為，此間地近匈奴，經常受到侵擾，師旅頻興，所以其人矜持、慷慨，氣盛、任俠。加之胡漢雜居，耳濡目染，通過血緣的傳承和文化的滲透，都會產生深刻的影響。早在春秋時代，當政者就已患其桀驁難製，中經趙武靈王“胡服騎射”的改革，任俠之風更加濃烈。
《莊子說劍》中記載，趙惠文王喜好劍術，養了三千多名劍客，劍士站在大門口兩側，晝夜為國王表演擊劍，一年要死傷一百多人，而趙王好之不厭。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整個趙國男子都擅長騎射，慣見刀兵，“相聚遊戲，悲歌慷慨”；有些女子也是“褰裙逐馬如卷蓬，左射右射必疊雙”。
宋代文學家王禹偁在一篇傳記文學中記載，宋太宗時，常山郡北七裏的唐河店，一位無名老婦，憑著機智與膽略，赤手空拳賺殺了一名契丹騎兵。“一嫗尚爾，其人人可知也。”他說。此地民眾習於戰鬥而不怯懦，聽說敵虜來到，父母幫助拉出戰馬，妻子忙著取來弓箭，甚至有不等披戴好盔甲，就跨馬出征的。
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但是到了唐代以後，大文學家韓愈卻認為，“風俗與化移易”，現時情形將有異於古昔，因而對於古時的“感慨悲歌之士”如果活到今天還能否受到禮遇表示懷疑。清代著名詩人吳梅村更是慨乎言之，有詩雲：“多見攝衣稱上客，幾人刎頸送王孫？”這裏引用了《史記魏公子列傳》中的典故：
信陵公子到夷門迎請侯嬴，侯嬴身著破舊衣冠，徑直坐上車中的尊位，毫不謙讓，而公子卻愈加恭謹。到了家中，首先請侯嬴坐在上座，並向賓客一一介紹，客人都很驚異。後來，侯嬴果然不負厚望，向魏公子獻了“竊符救趙”之計；自己因年邁不能陪伴信陵君奔赴疆場，於送行時刎頸自殺，以死相報。
當然，吳梅村引經據典，吊古傷今，慨歎世道澆漓，人心不古，得寵者實多而酬恩者甚寡，像侯嬴那樣死報信陵君的人，再也不易見到了，也不是無謂而發的，大抵是“借他人的酒杯，澆自己的塊壘”。
戰國、秦、漢時期，邯鄲不僅是我國北方著名的工商業城市和交通中心，也是一個頗具特色的全國性的文化名城。在先秦諸國中，古趙文化以平原文化與高原文化，內地文化與邊陲文化，農耕文化與畜牧文化，華夏文化與胡族文化的多元構成，而獨樹一幟。
正因為它是駁雜的、複合的，所以，這裏不隻是尚武任俠，激揚耿烈，還有博戲馳逐，歌舞侈靡的一麵。勇武任俠與冶遊佚蕩，作為古趙文化中兩個突出的特點，分別在戰時與平時凸顯出來。古時邯鄲的女子以美豔著稱，日與遊俠豪俊征逐，頗善修飾，彈箏鼓瑟，目挑心招。趙歌、趙舞、趙鼓、趙曲等，在中華民族大家庭的藝苑中，都以其鮮明的地方特色，占據著重要的一席。
學術思想的活躍，也是趙都邯鄲的一個顯著特點。當時，這裏聚集了一大批知名的學者，荀況、慎到、公孫龍、虞卿、毛公都曾駐足邯鄲，著書講學。燦爛的文化積存，良好的人文環境，吸引了眾多的俊士名流，留下了傳誦千古的軼聞佳話。
邯鄲素有“成語之鄉”的盛譽，諸如“圍魏救趙”、“義不帝秦”、“完璧歸趙”、“負荊請罪”、“毛遂自薦”、“因人成事”、“邯鄲學步”、“紙上談兵”、“南轅北轍”、“奇貨可居”和“二度梅”、“澠池會”、“將相和”、“黃粱夢”等成語典故和故事傳說，產地都在這裏。
這種特定的社會文化環境，對於“燕趙悲歌”的人文氣質的形成有著直接的作用。如果說，曆史是過程的集合體，那麼，作為聯接社會交往的中介的文化，則是這些曆史過程的符號，是人類創造的具有象征意義的符號總和。無論它以哪種方式傳承，是垂直式的文化繼承—積澱，還是水平式的文化交流—融合，都會通過“獲得性遺傳”，對於人們的性格、氣質、心理、行為，產生多方麵的影響。就這個意義來說，文化就是人化，人既是社會的創造者，又是社會的製成品。
（199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