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由於戀鄉、懷土意識乃人情之常，因而，往古來今，它已經成為一個言說不盡的熱門話題。不過，話又說回來，作為常人，可能說一說也就算了，最後無關大局；若是輪到一些臨大事、膺重命、舉足輕重的大人物身上，情況可就複雜得多了，最典型的莫過於西楚霸王項羽。
說到項羽，恐怕沒有誰會否認他是英雄、好漢、大丈夫。但是，論者又普遍認為，他終究算不得成就宏圖偉業、富有政治遠見的傑出的政治家。在最關鍵的時刻，他缺乏“誌在四方”的深謀遠略，以致功敗垂成。當他率軍殺進關中，坐上皇帝的龍墩隻是舉步之勞的時候，他卻躊躇不前，望而卻步了。倒不是出於恐懼—西楚霸王心目中沒有不可戰勝的敵手，而是做了情感的俘虜。當他望見鹹陽的宮殿已經化為灰燼，到處都是廢瓦頹垣，士兵們又都想念著東方的故土，而他自己也覺得秦人對他或者他對秦人共同沒有好感，留在“八百裏秦川”很沒有意思。當即決定，放棄關中，揮師東向，以緊鄰故鄉的彭城作為西楚的都城。
當下，謀士韓生加以勸阻，說：“關中高山險要，河流圍繞，東有函穀關，南有武關，西有烏關，北有黃河，山河四塞，土地膏腴，作為都城真是太理想了。”項王卻說：“富貴不歸故鄉，有如夜行衣錦，誰知之者？”韓生大失所望，罵他是“沐猴而冠”，結果，被扔進油鍋裏成了“油炸鬼”。
無賴與英豪過招兒，想的不是如何出奇製勝，而是，眼睛緊緊盯住對手的失誤。而粗心大意的烏鴉一唱高調，叼著的肉塊便會落入狡猾的狐狸口中。劉邦正是適時捕捉到項羽留置的可乘之機，因勢乘便，不出三個月，漢軍就大舉入關，迅速填補了權力的真空，占據了關中的有利地盤。
宋代文學家蘇洵評論項羽：“有取天下之才，而無取天下之慮。”清代詩人王曇也寫詩加以批評：“天意何曾袒劉季，大王失計戀江東。早摧函穀稱西帝，何必鴻門殺沛公。”針對項羽死前說的“此天之亡我，非戰之罪也”，劈頭斷喝，說天意並沒有袒護劉邦；項王的失策在於他留戀江東，決計返回故鄉，以致坐失良機。如果能夠早日攻破函穀關，進軍長安，登上帝座；又何必等到後來劉邦成了“氣候”，才不得不設下“鴻門宴”去設法謀殺他呢！
應該說，在這方麵，劉邦是很會處理的。盡管他也非常留戀故鄉，但並不感情用事，能夠從大局出發，做出正確的決策。《資治通鑒》記載，劉邦開始定都洛陽，齊人婁敬勸他遷都長安。他一時拿不定主意，想要聽聽大家的意見。群臣中當地人占多數，“爭言洛陽優勢”，唯獨張良力排眾議，大講關中在政治、經濟、軍事方麵的重要地位，指出洛陽四麵受敵，“非用武之國”。劉邦甚以為是，即日決定遷都長安。宋代學者胡致堂盛讚此舉：“高帝起兵八年，歲無寧居，至是天下平定，當亦少思安逸之時也。而敏於用言，不自遑暇如此。其成帝業，宜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