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偶生涯 五
在溥儀的腦子裏，有個根深蒂固的觀念，就是隻有“祖宗”，而沒有“祖國”。他的理論是：“我在，即大清在”，“我就是國家和大清的化身”，這樣，臨死時才有資格、有勇氣喊上一聲“太祖高皇帝萬歲”。溥儀後來回憶，在他被驅逐出紫禁城之後，有一次，騎車來到故宮的筒子河邊，突然想起了紫禁城裏的龍墩寶座和明黃色的千重宮殿，頓時，複辟和複仇的欲望一齊湧上了心頭，“不由得心如火燒，我眼裏噙著淚水，心裏發下誓願：將來必以一個勝利君王的姿態，就像第一代祖先那樣，重新回到這裏來”。為了實現複辟的願望，他曾采用過拉攏軍閥、收買政客、任用客卿等多種手段。當這些全然不見功效之後，日本人便開始在他的心裏占據了重要位置。
據他自己講，自從出宮進了北府，就不斷地得到日本人的“主動關懷”，親切照應，從而增長了對日本人的信賴。隨著時日的增加，這種信賴在腦子裏潛滋暗長著。到了天津之後，更是一天天地膨脹、發展、成熟，直至把日本人看作實現未來複辟的唯一可能依靠的力量。這是他投靠日本人、甘當漢奸與兒皇帝的心路曆程和思想根源。
他自己多年的閱曆，特別是蔣介石的發家史，以及孫殿英東陵盜墓的諸多實例，使他堅定了一條信念，就是欲求成事必須手握兵權。因此，他決定派遣身邊最信任的親族子弟去日本學習軍事。在他的弟弟溥傑東瀛投軍之後，他曾寫過這樣一首詩：“久欲奮雙翼，繼遊於東方；奈為俗營牽，日夜交彷徨。勾踐誌報吳，薪臥興膽嚐。”他把自己比作勾踐，流露出強烈的複辟願望；而把希望寄托在東方的日本人身上。
九一八事變對於中國人民來說是一場大災難，可是，在溥儀看來，卻是他重圓皇帝夢、開啟新紀元的良機。他認為，滿洲是他祖上的龍興之地，當年進軍關內、躍馬中原、完成統一華夏的偉業，正是從這裏起步的。他也要據此而重興祖業，再造家邦，因而急於要同日本特務頭子土肥原取得聯係，以便早日出關，趕赴東北。鄭孝胥勸他不必著急，日本人肯定會主動找上門來的。果然，像卡夫卡所說的，“一隻籠子正在尋找一隻鳥”，關東軍很快就派人來與之接洽，表明他們對他的濃厚興趣。說他們進軍東北“完全沒有領土野心”，是誠心誠意要幫助他“在滿洲建立新的友好政權”。而他則主動給日本陸軍大臣南次郎寫信，宣稱：“我朝以不忍目睹萬民之疾苦、將政權讓與漢族，今者欲謀東亞之強固，有賴於中日兩國提攜，否則無以完成”，主動向日本侵略者輸誠相與，賣身投靠。那些天裏，他興奮異常，夜不成寐，“心裏盤算著複位的時間，想象著登極大典的場麵，越想越高興，渾身的血液都像沸騰了起來”。
十四年間，在東北人民的反抗、痛罵、怨恨和呻吟聲中，他為了滿足複辟的欲望，馴順地為日本主子效勞，按照日本侵略者的要求，簽訂了《日滿密約》，內容包括：“將滿洲國的國防及維持治安權委托於日本；日本軍在國防上認為必要時，得以管理滿洲國的鐵路、港灣、水路和空路等，並得增設；對於日本軍所需的各種設備，滿洲國須加以援助；推薦日本的賢達之士為滿洲國參議。”這樣，從經濟到軍事，從治安到國防，從設備到人事，從天上到地下，日本主子通過他的手拿走了一切想要攫取的東西。而他所得到的酬勞，就是在東洋爸爸的卵翼下當個屈辱的兒皇帝。
在那水深火熱的政治旋渦裏，他把自我、尊嚴、靈魂、氣節丟失淨盡，包括普通人的正常生活與人生樂趣，通體罩上了淒愴、慘淡與悲涼。誠如元人姚燧在散曲《醉高歌感懷》中所詠歎的：
榮枯枕上三更，傀儡場頭四並。
人生幻化如泡影，哪個臨危自省！
人類社會是一種強調重量的空間，在這個空間裏，重量與價值同構。因此，太史公有“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之說。其實，生，更是如此。那類傀儡人生，雖說也同樣閱曆了春花秋月，經受過七情八苦，但其實質，卻是一種沒有重量的生存。從這點來說，這種“生”豈不是真正意義上的“輕於鴻毛”！
（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