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護著靈魂上路
一
踏上這片土地，我完全認同國際友人路易·艾黎的評語：長汀是中國最美的小城之一。在這裏，我除了飽遊飫看蘊涵著典型的客家文化精髓的街衢、建築，還有幸親炙了瞿秋白烈士的遺澤，浸染於一種濃烈的人文氛圍，在滿是傷痛的沉甸甸的曆史記憶中，體會其獨特而淒美的人生況味。
秋白同誌被捕後，囚禁於國民黨第三十六師師部。這裏，宋、元時期是汀州試院，讀書士子的考場；數百年後倒成了一位中國大知識分子的精神煉獄。而今庭院蕭疏，荒草離離，唯有兩株黛色斑駁的古柏傲立在蒼穹下，飽綻著生命的鮮活。它們可說是閱盡滄桑了，我想，假如樹木的年輪與光盤的波紋有著同樣的功能，那它一定會刻錄下秋白烈士的雋雅音容。
囚室設在整座建築的最裏層，是一間長方形的木屋。推開那扇油漆早已剝落、吱呀作響的房門，當年的鐵窗況味宛然重現。簡陋的木板床，未加漆飾的辦公桌，幾支毛筆、一方石硯，刻刀、煙灰缸等都原封未動地擺放著。
環境與外界隔絕，時間也似乎凝滯了，一切都恍如隔世，一切卻又好像發生在昨天。刹那間竟產生了幻覺：依稀覺得這裏的臨時“主人”似乎剛剛離座，許是站在旁邊的天井裏吸煙吧？一眨眼，又仿佛瞥見那年輕、秀美的身姿，正端坐在昏黃的油燈下奮筆疾書。多麼想，拂去歲月的煙塵，湊上前去，對這位內心澎湃著激情，用生命感受著大苦難，靈魂中承擔著大悲憫的思想巨人，作一番近距離的探訪和恣意的長談啊！然而，覆蓋了半個牆壁的絕筆詩、就義地、高聳雲天的紀念碑等大量圖片，在分明地提示著：哲人其萎，已經永遠永遠地離開我們了。
當中華民族陷於存亡絕續的艱危境地，他懷著“為大家辟一條光明之路”的宏願，走出江南小巷，縱身投入到革命洪流中去。事業是群體的，但它的種種承擔卻須落實於個體，這就麵臨一個角色定位的個人抉擇問題。當時，鬥爭環境錯綜複雜，處於幼年時期的黨還不夠成熟，而他，在衝破黑暗、創造光明的壯舉中，顯示出“春來第一燕”和普羅米修斯式的播火者的卓越才能，於是，便不期然而然地被推上了黨的最高領導崗位。
就氣質、才具與經驗而言，他也許未必是最理想的領袖人選。這在他是有足夠的自知之明的。但形格勢禁，身不由己，最終還是負載著理想的浩茫，“犬代牛耕”，勉為其難。他沒有為一己之私而消解莊嚴的曆史使命感。結果，“千古文章未盡才”，演出了一場莊嚴壯偉的時代悲劇。
天井中，當年的石榴樹還在。觸景生情，不由得憶起秋白寫於獄中的《卜算子》詠榴詞。“寂寞此人間，且喜身無主。眼底雲煙過盡時，正我逍遙處。”身陷囹圄，遠離革命隊伍，不免感到孤獨寂寞，所幸此身未受他人主宰，仍然保持著人格的獨立，靈魂的聖潔。這樣，當審訊、威逼、利誘、勸降等煙霧雲霾紛紛過盡時，自己便可以在向往的歸宿中自在逍遙了。“花落知春殘，一任風和雨。信是明年春再來，應有香如故。”盡管這燦若春花的生命，在風刀雨箭般的暴力摧殘下歸於隕滅；但信念必勝，一如春天總會重來。
他堅信：“假使他的生命融化在大眾裏麵，假使他天天在為這世界幹些什麼，那麼，他總在生長，雖然生老病死仍舊是逃避不了，然而他的事業—大眾的事業是不死的，他會領略到‘永久的青年’。”
二
隔壁就是汀州賓館。回到下榻處，我再次打開秋白烈士在生命的最後時刻留給我們的靈魂自白—《多餘的話》，更真切地走進他的精神深處，體驗那種靈海煎熬的心路曆程。
秋白以“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這句古詩作為開頭語，揭櫫了他的濃烈的憂患意識與擔當精神，這是他長期以來耿耿不能去懷的最大情意結，也是中國知識精英的共同心態。
想到為之獻身的黨的事業前路曲折、教訓慘重，他憂心忡忡；對於血火交迸中的中華民族的重重災難，他深切反思。他以拳拳之心“擔一份中國再生時代思想發展的責任”，感到有許多話要說，如鯁在喉，不吐不快；可是，處於鐵窗中不宜公開暴露黨內矛盾的特殊境況，又隻能采取隱晦、曲折的敘述策略。
在語言的迷霧遮蔽下，低調裏滾沸著情感的熱流，閃爍著充滿個性色彩的堅貞。他以承荷重任未能恪盡職責而深感內疚；也為自己身處困境，如同一匹羸弱的馬負重爬坡，退既不能，進又力不勝任而痛心疾首。這樣，心中就蓄積下巨大而深沉的痛苦。
至於一己的成敗得失，他從來就未曾看重，當此直麵死亡、退守內心之際，更是薄似春雲，無足顧惜了。即使是曆來為世人所無比珍視的身後聲名，他也同樣看得很輕，很淡。當然，這並不意味著他無視個人名譽。他說過，人愛惜自己的曆史比鳥愛惜自己的羽毛更甚。隻是，他反對盜名欺世，徒有虛聲，主張令名、美譽必須構築在真實的基礎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