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我國無產階級文學藝術當之無愧的奠基人，可是，卻自謙為“半吊子文人”。這裏沒有矯情，隻是不願虛飾。他認為，價值隻為心靈而存在。人，縱使能騙過一切，卻永遠無法欺蒙自己。一瞑之後，倘被他人謬加塗飾，縱使是出於善意，也是一種傷害，更是一種悲哀。
真，是他的生命底色。他把生命的真實與曆史的真實看得高於一切，重於一切，有時達到過於苛刻的程度。為著回歸生命的本真，保持靈魂的淨潔，不致懷著愧疚告別塵世，他“有不能自已的衝動和需要”，想要“說一些內心的話，徹底暴露內心的真相”。於是，以其獨特的心靈體驗和訴說方式，向世人托出了一個真實而完整的自我，對曆史做出一份莊嚴的交代。這典型地反映出中國知識分子的本質特征，也是現時日漸式微的一種高尚品格，因而彌足珍重。
他的信仰是堅定的，從來沒有說過一句否定革命鬥爭的話，但也不願挺胸振臂做烈士狀，有意地拔高自己。他要敞開嚴閉固鎖的心扉，顯現自己的本來麵目。當生命途程瀕臨終點的時候，他以足夠的勇氣和真誠，根絕一切猶豫，把赤裸裸、血淋淋的自我放在顯微鏡下，進行毫不留情的剖析和審判。
他光明磊落，坦蕩無私，在我們這個還不夠健全的世界上，以一篇《多餘的話》和一束“獄中詩”，亮相了自己未及完全脫殼的凡胎俗骨。在敵人與死神麵前，他是一條鐵骨錚錚的硬漢子；而當直麵自己的真實內心時，他更是一個真正的強者，真正的勇士。
文人從政，在中國有著悠久傳統。囿於自身的局限性，以及文人與政治不易調諧的矛盾，顛撲傾覆者屢見不鮮。可是，又有誰能夠像秋白烈士那樣，至誠無偽地痛切反思，拷問靈魂，鞭笞自我呢？自省這一苦果，結蒂在殘酷的枝頭。敵人迫害，疾病磨折，都無法同這種靈魂的熬煎、內心的碾軋相比。
“君子坦蕩蕩”，映現出一種難以企及的人生境界。我想，一個如此勇於赤誠懺悔的人，內在必然存有一種堅定的信仰追求和沛然莫之能禦的自信力與自製力，有一種把靈魂從虛飾的包裹中拯救出來的求真品格。對於當下充滿欲望、浮躁、偽飾而不知懺悔、自省為何物的時代痼疾，這未始不是一劑針砭的藥石。
三
一端是當年的汀州獄所，一端是羅漢嶺前的刑場—往返於這段不尋常的路上，我反複思考著這樣一個問題：迂回婉轉的《多餘的話》與顯現著勁節罡風的慷慨捐軀，不也同樣構成了相映生輝的兩端嗎？它們所形成的色彩鮮明的反差，恰恰代表了秋白烈士的兩種格調、兩種風範的豐滿而完整的形象，展現出這位“文人政治家”的複雜個性與充滿矛盾的內心世界。
人之不同，其異如麵。有的單純，有的駁雜；有的淵深莫測，有的一汪清淺。而在複雜、內向的人群中，許多人由於深藏固閉，人格麵具遮蔽過嚴，他人是無法洞悉底裏的。作為賦性深沉的時代精英，秋白可說是一個例外。
在畢命前夕，他即使不願作驚風雨、泣鬼神的正義嘶吼，也完全可以選擇“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的沉默。可是，他不，偏偏以稀世罕見的坦誠，毫不掩飾、一無顧忌地展露自我，和盤托出豐富的內心世界與多棱多麵的個性特征—沉重的憂心與大割大舍大離大棄的超然，執著而堅定的信念與苦悶、困惑、無奈的情懷，高尚的品格與人性的弱點，奪目的光輝與潛伏的暗影··
猶如懸流、激湍是由水石相激而產生的，這種複雜而豐富的內心世界，也是主客觀相互作用的產物。秋白烈士以文人身份登上政治舞台，不可避免地會遭遇到種種尖銳的內在衝突，諸如非自覺的積習與自覺的理智，一己之所長與整體需要，自我精神定向與社會責任，結構決定性與個人主體性之間所形成的內在矛盾，等等。
而他的出處、素養、個性、氣質，更為這種矛盾衝突預伏下先決性因子。他是文人，卻不單純是傳統的文人或現代知識分子，而是革命文化戰士；他是政治家，卻帶有濃重的文人氣質，迥異於登高一呼，叱吒風雲的統帥式人物。這樣，也就決定了他既能毫無保留地獻身於革命事業，卻又執著於批判精神、反思情結、懺悔意識、浪漫情懷等文人根性，烙印著現代知識精英的典型色彩。可以說，這是使他困擾終生的根本性矛盾。
長期以來，時代已經確認了那種義薄雲天、氣壯山河的豪情壯舉，應該說，在這方麵，他是做得足夠完美的。不同之處在於，他還同時作了一番洞見肺肝的真情傾訴，並以充滿理性光輝甚至驚世駭俗的話語，進行深沉的叩問和冷靜的思考。—這就突破了既成的思維定式，有些不同凡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