奴家沒有兒郎賣，身背花鼓走四方。
這裏就牽涉到兩處工程浩巨的“皇帝項目”：一是明代初年的中都城，一是朱元璋為其父母修建的皇陵。
朱元璋早在正式稱帝之前，即尚在吳王位上，就命令劉伯溫卜地擇吉，建新宮於金陵鍾山之陽，都城周長達五十餘裏。兩年後即皇帝位，定鼎應天府，是為南京。不久，卻又改變了主意，覺得雖說金陵為帝王之州，鍾阜龍蟠，石城虎踞，但其地偏於一隅，對控製全國政局特別是征撫北方不利；因而聖駕親臨開封巡幸，準備在那裏建都，作為北京。後經反複比較，仔細勘察，認為開封雖然從戰國到北宋多次做過帝都，但是，經過長期戰亂，城內生民困頓，人煙稀少，而且四麵受敵，無險可守，也不是很理想的地方，於是打消了遷都於此的念頭。第二年，朱元璋又就這一懸而未決的問題召集群臣計議，最後拍板定案，在家鄉鳳陽建都，是為中都城。
據史料記載，修建中都城整個工程大約動用工匠九萬人，軍士十四萬人，民夫四五十萬人，罪犯數萬人，移民近二十萬人，加上南方各省、府、州、縣和外地衛、所負責燒製城磚的工匠、軍匠，各地采運木料、石材、供應糧草的役夫，總數達百萬之眾。至於耗費的資財，已無法統計。經過六年的苦心經營，各項主體建築已經基本完成。但是，就在即將竣工的前夜，由於各方麵怨聲載道，眾謀臣一再進諫，為了不致激起民變，朱元璋才以“勞費”為由下令中止。經過六百多年的滄桑變化，而今城池、宮闕已經多半傾圮。但是，登高俯瞰，依然可以感受到它的氣象的閎闊和宮觀的壯偉。
皇陵工程也是在洪武二年始建的，曆時九年完成。主要建築有皇城、磚城、土城三道。皇城周長七十五丈，內有正殿、金門、廊廡、碑亭、禦橋、華表和位於神道兩側長達二百五十多米的石雕群像；磚城、土城周長各為三公裏和十四公裏。現在，石雕群基本完好，刻工精細，壯麗森嚴，表現了明初強盛時期的恢宏氣魄和勞動人民的高度智慧。
曆史留給後人的，畢竟隻是創造的成果，而不是血淚交迸的創造過程。盡管當時的異化勞動是非人的，但異化勞動的成果卻可以是動人的；在這裏，勞動者創造的輝煌昭昭地展現出來，而輝煌的背後卻掩飾了反動統治者的暴政與凶殘的手段。作為文物，自有其不朽價值；可是，就個人興趣和思想感情來說，我卻覺得嗒然無味。
說句心裏話，對於明太祖朱元璋，我一向沒有好感。這當然和他是一個陰險毒辣、殘酷無情的政治角色有直接關係。他是一個典型的實用主義者，對人對事都是如此。眼下對我有用，眼下我覺得有用，三教九流、雞鳴狗盜之徒我都兼容並蓄；一朝覺得你構成了威脅，不管是誰，照殺不誤。他在位三十一年間，先後興動幾起大獄，牽連了無數文武臣僚，被誅殺者不下四五萬人。大案之外，與他共同開基創業並身居顯位的一代功臣名將，或被明令處置，或遭暗中毒害，除了主動交出兵權首先告老還家的信國公湯和等個別人，其餘的都沒有得到善終。
號稱“開國功臣第一”的徐達也是濠州人，故裏就在濠梁附近。自幼就跟隨朱元璋身經百戰，出生入死，曾經九佩大將軍印，剛毅勇武，功高蓋世，先後封信國公、魏國公，並和皇上做了兒女親家。太祖曾讚譽他：“受命出征，成功凱旋，不驕不誇，不近女色，也不取財寶，正直無瑕，心昭日月。”因為他功勞大，太祖要把自己當吳王時的舊宮賜與他，徐達固辭不受。有一次，他們一起飲酒，醉後，太祖叫人把他抬到自己的禦榻上，徐達醒後嚇得連連請罪。以後，太祖又對他進行過多次試探，表明其提防之嚴，猜忌之深。
這更加重了徐達的心理負擔，整天緊張惶悚，有臨深履薄之懼，以致氣鬱不舒，漸成癰疽。經過一年調治，病勢逐漸好轉。突然傳來聖旨：皇上賜膳問安。家人打開食盒一看，竟是一隻蒸鵝，徐達登時淚流滿麵。原來，太醫早就告誡：此為禁食之物，否則命將不測。但是，君命難違，隻好含悲忍泣吞食下去，幾天後終於不起。（據明人徐禎卿《翦勝野聞》）
清代著名史學家趙翼說，明太祖“借諸功臣以取天下，及天下既定，即盡舉取天下之人而盡殺之，其殘忍實千古所未有”。為什麼要這樣做？雄猜嗜殺，固其本性，但主要還是出於鞏固“家天下”的政治需要。
據查繼佐《罪惟錄》載，明初，太子朱標不忍心看著眾多功臣受戮，苦苦進諫，太祖沉吟不語。第二天，把太子叫過去，讓他把一根渾身帶刺的棗枝用手舉起來，朱標麵有難色。於是，太祖說道：“這滿是棘刺的樹枝，你是無法拿起來的。我現在正在給你削掉棘刺，打磨光滑，豈不是好？”
一席私房話，合盤托出了太祖的機心：為了朱家王朝的“萬世一係”，不惜盡誅功臣，以絕後患。結果殺得人人心寒膽戰，不知命喪何時。在這種極度殘酷的血雨腥風中，皇權看似穩定了，皇室獨尊的威勢也建立了起來，但國脈、民氣已經大大斫喪，人心也漸漸失去了。
明朝開國功臣許多都是朱元璋的同鄉，他們來自淮西，出身寒苦，後來飽嚐勝利果實，構成了一個實力雄厚的龐大的勳貴集團，所謂“馬上短衣多楚客，城中高髻盡淮人”。（明人貝瓊詩句。“短衣”代指武將；淮西古屬楚地。）這些能征慣戰、功高震主的開國勳戚，自幼羈身戎幕，出入卒伍之間，一意血戰疆場，沒有接受知識文化、研習經史的條件。盡管靠近莊子的濠梁觀魚台，但我敢斷言，不會有誰關注過什麼“濠濮間想”，也不懂得莊子講過的“膏火自煎”（油膏引燃了火，結果反將自己燒幹）、“山木自寇”（山木做成斧柄，反倒轉來砍伐自己）的道理。他們的頭腦都十分簡單，最後在政治黑幕中扮演了人生最慘痛的悲劇角色，照舊也是懵裏懵懂，糊裏糊塗。
司馬遷在《史記》中曾記下了這樣一件事：楚王聽說莊子是個賢才，便用重金聘他為相。莊子卻對使者說：“你看到過祭祀用的牛嗎？平日給它披上華美的衣飾，喂的是上好的草料，等到祭祀時就送進太廟，作為犧牲把它宰掉。到那時候，牛即使後悔，想做個孤弱的小豬崽，還能做得到嗎？”
曆史是既成的事實，不便假設，也無法假設；但後來者不妨作某些猜想。假如那些身居高位，享祿萬鍾，最後慘遭刑戮的明初開國功臣，有機會讀到莊子的這番話，那又該是怎樣一種滋味湧上心頭呢？
三
皇城與濠上，相去不遠，卻劃開了瑰偉與平凡、榮華與蕭索、有為與無為、威加海內與瀟灑出塵的界限，體現了兩種截然不同的意蘊與情趣。
遙想洪武當年，金碧輝煌的皇陵、帝都，該是何等壯觀，何等氣派。與之相較，莊子的濠上荒台，塚邊蔓草，卻顯得寂寞清寒，荒涼破敗，而且恍兮惚兮，似有若無。但是，就其思想價值的深邃和美學意蘊的豐厚來說，二者也許不可同日而語。所以，盡管當地朋友一再說，兩千多年過去了，時移事異，陵穀變遷，有關莊子的遺跡怕是什麼也沒有了，看了難免失望，可是，我卻仍然寄情濠上。
我覺得，作為一種藝術精神，它的生命力是恒久的。莊子的思想，也包括“濠濮間想”之類的意緒，屬於隱型文化，它與物質文明不同。它的魅力恰恰在於能夠超越物象形跡，不受時空限隔。比如莊、惠濠梁觀魚的論辯中所提出的問題，看起來似乎十分簡單，實際上卻涉及到認識方法、邏輯思維、藝術哲學、審美觀念等多方麵的重要課題，同時也把兩位大哲學家的情懷、觀念和性格特征鮮明地表現了出來。
莊子是戰國時人，大約出生於公元前369年，卒於公元前286年，享年八十三周歲，屬於上壽。要論他的才智，在當時弄個一官半職，混些功名利祿，可說是易如反掌的。無奈他脾氣過於古怪，始終奉行他的“不為有國者所羈”的清虛無為的立身哲學，也看不慣官場的鑽營奔兢、爾虞我詐的汙濁風氣，因而窮困了一生，寂寞了一生。
也正因為這樣，他才能對當時黑暗的現實保持清醒的認識，才敢於呼號，敢於揭露，無所畏懼。因而，他的生活也是自由閑適、無住無待的，正如他自己所言，“就藪澤，處閑曠，釣魚閑處，無為而已矣”。濠梁觀魚，正是他的這種閑適生活的真實寫照。
要之，“濠濮間想”，有賴於那種悠然忘我的恬淡情懷和幽靜、孤寂的心境。這種情懷和心境，不要說雄心勃勃、機關算盡的朱元璋不可能擁有，就連敏於事功、多術善辯，整天奔走於擾攘紅塵中的惠施，也如隔重城，無從體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