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破一生心
一
伴隨著“皇帝熱”、“辮子熱”的蒸騰，曾國藩也被“炒”得不亦樂乎。其緣由未必都是市場的驅動，很可能還出自一種膜拜心理：拜罷英明的“聖主”，再來追慕一番“中興第一名臣”，也是滿合乎邏輯的。隻是我總覺得，這位曾公似乎並不像某些人說得那樣可親、可敬，倒是十足的可憐。他的生命樂章太不瀏亮，在那顯赫的身影後麵，除了一具猥瑣、畏縮的軀殼之外，看不到多少生命的活力、靈魂的光彩。—人們不禁要問：活得那麼苦、那麼累，值得嗎？
關於苦，佛禪講得最多，有所謂“人生八苦”的說法：生、老、病、死，生與俱來，可說是任人皆有的，隻是程度不同而已；而求不得、厭憎聚、愛別離、五蘊盛，則是由欲而生，就因人各異了。古人說，人之有苦，為其有欲，如其無欲，苦從何來？曾國藩的苦，主要是來自過多、過強、過盛、過高的欲望，結果就心為形役，苦不堪言，最後不免活活地累死。
說到欲望，曾國藩原也無異於常人。經書上說：“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他出生在農村，少年時代也是生性活潑，情感豐富的。十多歲出外就讀，浪漫不羈，倜儻風流。相傳他曾狎妓，妓名春燕，於春末三月三十日病歿，他遂集句書聯以悼之：“未免有情，憶酒綠燈紅，此日竟隨春去了；似曾相識，悵梁空泥落，幾時重見燕歸來？”一時傳為佳構。至於桎梏性靈，壓抑情感，則是係統地接受了儒家思想，特別是程朱理學之後。其間自有一段改造、清洗的過程。
他原名子城，字伯涵，二十一歲肄業於湘鄉書院，改號滌生，六年後中進士，更名國藩。“滌生”，取滌除舊汙，以期進德修業之意；“國藩”，為國屏藩，顯然是以“國之幹城”相期許。合在一起，完整地勾畫出儒家“修、齊、治、平”的成材之路，也恰切地表明了他的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終極追求。目標既定，剩下來的就是如何踐履、如何操作的問題了。他在這條漫漫人生之路上，做出了明確的戰略選擇：一方麵要超越平凡，通過登龍入仕，建立赫赫事功，達到出人頭地；一方麵要超越“此在”，通過內省功夫，躋身聖賢之域，“不忝於父母之所生，不愧為天地之完人”，達到名垂萬世。
這種人生鵠的，無疑是至高、至上的。許多人拚搏終生，青燈皓發，碧血黃沙，直至賠上了那把老骨頭，也終歸不能望其項背。某些碩儒名流，德足為百世師，言可為天下法，卻缺乏煌煌之業、赫赫之功；而一些建不世功、封萬裏侯的勳臣宿將，其道德文章又未足以副之，最後，都隻能在徒喚奈何中咽下那死不甘心的一口氣。求之於曆代名臣，曾國藩可說是一個少見的例外。他居京十載，中進士，授翰林，拔擢內閣學士，遍兼禮部、兵部、刑部、工部、吏部侍郎，外放之後，辦湘軍，創洋務，兼署數省總督，權傾朝野，位列三公，成為清朝立國以來漢族大臣中功勳最大、權勢最重、地位最高之人，應該說是超越了平凡；作為封建時代最後一位理學家，在思想、學術上造詣精深，當世及後人稱之為“道德文章冠冕一代”，甚至被目為“今古完人”，也算得上是超越了“此在”吧？
可是，人們是否曉得，為了實現這“兩個超越”，他竟耗費了多少心血，曆經何等艱辛啊？隻要翻開那部《曾文正公全集》瀏覽一遍，你就不難得出結論，他是一個地地道道、不折不扣的悲劇人物，是一個終生置身煉獄，心靈備受熬煎，曆經無邊苦痛的可憐蟲。
“功名兩個字，用破一生心。”他自從背負上從儒家那裏承襲下來的立功揚名的沉重包袱之後，便墜入了一張密密實實、巨細無遺的羅網，任憑你有孫悟空那樣的衝天本領，也難以掙破網眼，逃逸出去；何況，他自己還要主動地參與結網，刻意去做那“綴網勞蛛”呢！隨著讀書漸多，理路漸明，那一套“立德、立功、立言”的終極追求，便像定海神針一般把他牢牢地鎖定在無形的煉獄裏。
歌德老人說，性格決定命運。那麼，性格又是由什麼決定的呢？這恐怕不是一個“遺傳基因”所能了得，主要的還應從環境和教養方麵查找原因。雄厚而沉重的曆史文化積澱，已經為他做好了精巧的設計，給出了一切人生的答案，不可能再作別樣的選擇。他在讀解曆史、認知時代的過程中，一天天地被塑造、被結構了，最終成為曆史和時代的製成品。於是，他本人也就像曆史和時代那樣複雜，那樣詭譎，那樣充滿了悖論。這樣一來，他也就作為父、祖輩道德觀念的“人質”，作為封建祭壇上的犧牲，徹底地告別了自由，付出了自我，失去了自身固有的活力，再也無法擺脫其悲劇性的人生命運。
二
這種無形的煉獄，是由他自己一手鑄成的。其中的奧蘊無窮，但一經勘破，卻也十分簡單：要實現“兩個超越”，就必須跨越一係列的障礙，麵對種種難以克服的矛盾，這也就是他進退維穀，跋前躓後，終生抑塞難舒，身後還要飽遭世人訾議的根本原因。
封建王朝一切建立奇功偉業者，都免不了要遭遇忠而見疑、功成身殞的危機，曾國藩自然也不例外，而且，由於他的漢員大臣身份，在種族界隔至為分明的清朝主子麵前，這種危機更像一柄“達摩克利斯之劍”時時懸在頭上。這是一種無法擺脫的兩難選擇：如果你能夠甘於寂寞，終老林泉，倒可以避開一切風險，像莊子說的，山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這一點是他所不取的—聖人早就教誨了：“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而要立功名世，就會遭讒受忌，就要日夕思考如何保身、保位這個嚴峻的課題。明乎此，就不難理解曾國藩何以懷有那麼強烈的危機感，幾乎是惶惶不可終日。他對於古代盈虛、禍福的哲理，功高震主、樹大招風的曆史教訓，實在是太熟悉、太留意了，因而時時處處都在防備著顛危之虞、殺身之禍。
他一生的主要功業在鎮壓太平軍方麵。但他率兵伊始，初出茅廬第一回，就在“靖港之役”中遭致滅頂的慘敗，眼看著積年的心血、升騰的指望毀於一旦，一時百憂交集，痛不欲生，他兩番縱身投江，都被左右救起。回到省城之後，又備受官紳、同僚奚落與攻擊，憤懣之下，他聲稱要自殺以謝湘人，並寫下了遺囑，還讓人購置了棺材。心中慘苦萬狀，卻又“啞子吃黃連”，有苦不能說，隻好“打掉門牙肚裏吞”。正如他所自述的：“餘庚戌、辛亥間，為京師權貴所唾罵，癸醜、甲寅為長沙所唾罵，乙卯、丙辰為江西所唾罵，以及濱州之敗、靖港之敗、湖口之敗，蓋打脫牙之時多矣，無一次不和血吞之。”
那麼，獲取勝利之後又怎樣呢？撲滅太平天國，兵克金陵，是曾氏夢寐以求的勝業，也是他一生成就的輝煌頂點，一時間，聲望、權位如日中天，達於極盛。按說，這時候應該一釋愁懷，快然於心了。可是，他反而“鬱鬱不自得，愁腸九回”，城破之日，竟然終夜無眠。原來，他在花團錦簇的後麵看到了重重的陷阱、不測的深淵。同是一種苦痛，卻有不同層次：過去為求勝而不得，自是困心恒慮，但那種焦苦之情常常消融於不斷追求之中，裏麵總還透露著希望的曙光；而現在的苦痛，是在曆經千難萬險終於實現了勝利目標之後，卻發現等待著自己的竟是一場災禍，而並非預期的福祉，這實在是最可悲，也最令人傷心絕望的。
到現在，情況已經非常清楚了，盡管他竭忠盡智，立下了汗馬功勞，但因其用兵過久，兵權太重，地盤忒大，朝廷從長遠利益考慮，不能不視之為致命威脅。過去所以委之以重任，乃因東南半壁江山危如累卵，對付太平軍非他莫屬。而今，席卷江南、飆飛電舉的太平軍已經灰飛煙滅，代之而起的、隨時都能問鼎京師的，是以湘軍為核心的精強剽悍的漢族地主政治、軍事力量。在曆史老人的撥弄下，他和洪秀全翻了一個燒餅，湘軍和太平軍調換了位置，成為最高統治者的心腹大患。
其實，早在天京陷落之前，清廷即已從中央與地方、集權與分權的總體戰略出發，采取多種防範措施，一麵調兵遣將，把守關津，防止湘軍異動；一麵蓄意扶植淮軍，從內部進行瓦解，限製其勢力的膨脹。破城後，清廷立即密令親信以查閱旗營為名，探察湘軍動靜。當日鹹豐帝曾有“克複金陵者王”的遺命，可是，慶功之日，曾氏兄弟僅分別獲封一等侯、伯。尤其使他心寒膽戰的是，湘軍入城伊始，即有許多官員彈劾其紀律廢弛，虜獲無數，殘民以逞。清廷下詔，令其從速呈報曆年軍費開支賬目。打了十幾年爛仗，軍餉一毫不撥，七拚八湊，勉強維持到今日。現在，征袍上血漬未幹，卻拉下臉子來查賬，實無異於頒下了十二道金牌。聞訊後，曾國藩憂憤填膺，痛心如搗。“狡兔死走狗烹，飛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的血腥史影，立刻在眼前浮現。此時心跡，他已披露在日記中：“古之得虛名而值時艱者，往往不克保其終。思此不勝大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