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清廷的轉眼無恩，總有一天會“卸磨殺驢”，湘軍眾將領早已料得一清二楚，彷徨、困惑中，不免萌生“擁立”之念。據說，曾氏至為倚重的中興名將胡林翼，幾年前就曾專函探試：“東南半壁無主，我公其有意乎？”曾國藩看後惶恐駭汗，悄悄地撕個粉碎。湘軍集團第二號人物左宗棠也曾撰寫一聯，故意向他請教：“神所憑依，將在德矣；鼎之輕重，似可問焉。”曾閱後，將下聯的“似”改為“未”，原封送還。曾的幕僚王闓運在一次閑談中向他表明了“取彼虜而代之”的意思，他竟嚇得不敢開腔，隻是手蘸茶汁，在幾案上有所點畫。曾起立更衣，王偷著看了一眼，乃是一連串的“妄”字。
其實，曾國藩對他的主子也未必就那麼死心塌地的愚忠，隻是，審時度勢，不敢貿然孤擲，以免斷了那條得天地正氣、做今古完人的聖路。於是，為了保全功名，免遭疑忌，繼續取得清廷的信任，他毅然采取“斷臂全身”的策略，在翦除太平軍之後，主動奏請將自己一手創辦並賴以起家的湘軍五萬名主力裁撤過半，並勸說其弟國荃奏請朝廷因病開缺，回籍調養，以避開因功遭忌的鋒芒。他說：“處大位大權而震享大名，自古能有幾人能善其末路者？總須設法將權位二字推讓少許，滅去幾成，則晚節漸可以收場耳。”這兩項舉措，正都是清廷亟欲施行卻又有些礙口的，見他主動提出，當即予以批準。還賞賜曾國荃六兩人參，卻無一言以相慰，使曾氏兄弟傷心至極。
三
曾國藩的人生追求，是“內聖外王”，既建非凡的功業，又做天地間之完人，從內外兩界實現全麵的超越。那麼，他的痛苦也就同樣來源於內外兩界：一方麵是朝廷上下的威脅，用他自己的話說：“處茲亂世，凡高位、大名、重權三者皆在憂危之中”，因而“畏禍之心刻刻不忘”；一方麵是內在的心理壓力，時時處處，一言一行，為樹立高大而完美的形象，同樣是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般的惕懼。
去世前兩年，他曾自撰一副對聯：“戰戰兢兢，即生時不忘地獄；坦坦蕩蕩，雖逆境亦暢天懷。”上聯揭示內心的衷曲，還算寫實；下聯則僅僅是一種願望而已，哪裏有什麼“坦坦蕩蕩”，恰恰相反，倒是“淒淒、慘慘、戚戚”，庶幾近之。他完全明白，居官愈久，其闕失勢必暴露得愈充分，被天下世人恥笑的把柄勢必越積越多；而且，人都是有七情六欲的，種種視、聽、言、動，未必都合乎聖訓，中規中矩。在這麼多的“心中的魔鬼”麵前，他還能活得真實而自在嗎？
他對自己的一切翰墨都看得很重，不要說函劄之類本來就是寫給他人看的，即使每天的日記，他也絕不馬虎。他知道，日記既為內心的獨白，就有揭示靈魂、敞開自我的作用，生前歿後，必然為親友、僚屬所知聞，甚至會廣泛流布於世間，因此，下筆至為審慎，舉凡對朝廷的看法，對他人的評騭，絕少涉及，為的是不致遭惹麻煩，甚至有辱清名。相反地，裏麵倒是記載了個人的一些過苛過細的自責。比如，當他與人談話時，自己表示了太多的意見；或者看人下棋，從旁指點了幾招，他都要痛自悔責，在日記上罵自己“好表現，簡直不是人”。甚至在私房裏與太太開開玩笑，過後也要自訟“房闈不敬”，覺得於自己的身份不合，有失體統。
他在日記裏寫道：“近來焦慮過多，無一日遊於坦蕩之天，總由於名心太切，俗見太重二端”，“今欲去此二病，須在一‘淡’字上著意。”“凡人我之際，須看得平；功名之際，須看得淡。”脈把得很準，治療也是對症的，應該承認，他的頭腦非常清醒。隻是，坐而言不能起而行，無異於放了一陣空槍，最後，依舊是找不到自我。他最欣賞蘇東坡的一首詩：“治生不求富，讀書不求官。譬如飲不醉，陶然有餘歡。”可是，也就是止於欣賞而已。假如真的照著蘇東坡說的做，真的能在一個“淡”字上著意，那也就沒有後來的曾國藩了，自然，也就再無苦惱之可言了。由於他整天憂懼不已，遂導致長期失眠。一位友人深知他的病根所在，為他開了一個藥方，他打開一看，竟是十二個字：“歧黃可醫身病，黃老可醫心病。”他一笑置之。他何嚐不懂得黃老之學可療心疾，可是，在那“三不朽”的人生目標的驅策下，他又要建不世之功，又要做萬世師表，怎麼可能淡泊無為呢？
世間的苦是多種多樣的。曾國藩的苦，有別於古代詩人為了“一語驚人”，冥心孤詣、刳肚搜腸之苦。比如唐朝的李賀，他的母親就曾說：“是兒要嘔出心乃已耳！”但這種苦吟中，常常含蘊著無窮的樂趣；曾國藩的苦，和那些終日持齋受戒、麵壁枯坐的“苦行僧”也不同。“苦行僧”的宗教虔誠發自一種真正的信仰，由於確信來生幸福的光芒照臨著前路，因而苦亦不覺其苦，反而甘之如飴。而“中堂大人”則不然，他的靈魂是破碎的，心理是矛盾的，他的忍辱包羞、屈心抑誌，俯首甘為荒淫君主、陰險太後的忠順奴才，並非源於什麼衷心的信仰，也不是寄希望於來生，而是為了實現人生中的一種欲望。這是一種人性的扭曲，絕無絲毫樂趣可言。從一定意義來說，他的這種痛深創钜的苦難經驗，倒與舊時的貞婦守節有些相似。貞婦為了掙得一座旌表節烈的牌坊，甘心忍受人間最沉重的痛苦；而曾國藩同樣也是為著那塊意念中的“功德碑”而萬苦不辭。
他節欲，戒煙，製怒，限製飲食，起居有常，保真養氣，日食青菜若幹、行數千步，夜晚不出房門，防止精神耗損，可說是最為重視養生的。但是，他卻疾病纏身，體質日見衰弱，終致心力交瘁，中風不語，勉強活了六十二歲。死，對於他來說，其實倒是一種徹底的解脫。什麼“超越”，什麼“不朽”，統統地由他去吧！當然，那種無邊的痛苦，並沒有隨著他的溘然長逝而掃地以盡，而是通過那些家訓呀，書劄呀，文集呀，言行錄呀，轉到了親屬、後人身上，這是一種名副其實的痛苦的傳承，媒體的鏈接。
前幾年看到一本“語錄體”文字，它從曾國藩的詩文、家書、函劄、日記中摘錄出有關治生、用世、立身、修業等內容的大量論述，名之曰《人生苦語》。一個“苦”字將曾公的全部行藏、心跡活靈活現地概括出來，堪稱點睛之筆。
四
曾國藩以匡時濟世為人生的旨歸，以修身進德為立身之本，采取積極進取的人生態度，這無疑是承傳了孔孟之道的衣缽，但他同時，也有意識地吸收了老莊哲學的營養。他是由儒、道兩種不同的傳統生命智慧煆冶而成，因而能夠站在更高的層次上，可以說，他是中國曆史上兼收孔老、雜糅儒道最為純熟、最見工力的一個。
由於他機敏過人，巧於應付，一生仕途基本上順遂，加之，立功求名之心極為熱切，簡直就是一個有進無退的“過河卒子”，因而未曾真正地退藏過。但是，出於明哲保身的機智和韜光養晦的策略上的需要，他也還是把“盛時常作衰時想，上場當念下場時”奉為終身的座右銘，把黃老之學看作是一個精神的逋逃藪，一種適生價值與自衛方式，準備隨時蜷縮到這個烏龜殼裏，一麵咀嚼著那些“高下相生，死生相因”的哲理，以求得心靈上的撫慰；一麵從“尺蠖之屈，以求伸也”的權謀中，把握其再生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