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是道家，在他的眼裏，老子與莊周的分量並不一樣。別看他選定的奉為效法榜樣的三十二位中國古代聖哲中，隻有莊周而無老子，其實，這是一種“興發於此而義歸於彼”的障眼法。莊周力主發現自我，強調獨立的人格，不僅無求於世，而且，還要遺身於世慮江山之外，不為世人所求。這一套浮雲富貴，糞土王侯，曠達恣肆，徹悟人生的生命方式，對曾國藩來說，無異於南轅北轍；倒是作為權謀家、策略家、徹底的功利主義者的老子，更切近他的需要，符合他的胃口，—儒家是很推崇知進退、識時務，見機而作的，孟子就說過嘛：“孔子，聖之時者也。”
他平生篤信《淮南子》關於“功可強成，名可強立”的說法。“強”也者，勉強磨煉之謂也，就是在獵取功名上，要下一番“知其不可而為之”的強勉功夫。但他又有別於那種蠻幹、硬拚的武勇之徒。他的胞弟曾國荃剛愎自用，好勇鬥狠，有時不免意氣用事，曾國藩怕他因倨傲招來禍患，總是費盡唇舌，勸誡他要“慎修以遠罪”。聽說其弟要彈劾一位大臣，當即力加勸止，他說，這種官司即使僥幸獲勝，眾人也會對你虎視眈眈，側目相看，遭貶的本人也許無力報複，但其他人一定會蜂擁而起，尋隙啟釁。須知，樓高易倒，樹高易折，我們兄弟時時處身險境，不能不考慮後果。他告誡其弟：從此以後，隻從波平浪靜處安身，莫向掀天揭地處著想。這並不是萎靡不振，而是因為位高名重，不如此，那就處處都是危途。
清代道鹹以降，世風柔靡、泄遝，盛行一種政治相對主義和圓融、渾沌的處世方式。最典型的是道光朝的宰相曹振鏞，晚年恩遇日隆，身名俱泰。門人向他請教，答曰：“無他，但多磕頭少說話耳。”有人賦《一剪梅》詞，其中有“莫談時事逞英雄，一味圓融，一味謙恭”；“萬般人事要朦朧，駁也無庸，議也無庸”之句。曾國藩由於深受儒學濡染，誌在立功揚名，垂範萬世，肩負著深重的責任感，盡管老於世故，明於趨避，但同這類“琉璃蛋”、“官混子”卻是判然有別的。我們也許不以他的功業為然，也許鄙薄他的為人處世，但是，對於他的困知敏學，勤謹敬業，勇於用事的精神，還應該予以承認。
曾國藩是一個極為複雜的生命個體，是一部內容豐富的“大書”。在解讀過程中，我們會發現，他的清醒、成熟、機敏之處實在令人心折，確是通體布滿了靈竅，積澱著豐厚的傳統文化精神，到處閃現著智者的輝芒。當然，這是從文化學、社會學、心理學的角度來研究；如果就人性批評意義上說，卻又覺得多無足取。在他的身上，智謀呀，經驗呀，知識呀，修養呀，可說應有盡有；唯一缺乏的是本色，天真。其實，一個人隻要喪失了本我，也便失去了生命的出發點，迷失了存在的本源，充其量，隻是一個頭腦發達而靈魂猥瑣，智性充盈而人性泯滅的有知覺的機器人。
五
對於閱世極深的曾國藩來說，我想，他不會看不出封建官僚政治下的人生不過是一場鬧劇，而扮演角色的無非是一具具被人牽線的玩偶，原是無須那麼較真的。他自己就曾說過，大凡人中君子，率常終身暗然退藏。難道是他們有什麼特異的天性？不過是因為真正看到了大的方麵，而悟解一般人所追逐的是不值得計較的。秦漢以來至於今日，達官貴人何可勝數？當其高踞權要之時，自以為才智高人萬萬，簡直是不可一世；可是，等到他們死去以後再看，跟那些“營營而生，草草而死”的廝役賤卒，原沒有什麼區別。那麼，今天的那些處高位而獵取浮名者，竟然泰然自若地以高明自居，不曉得自己和那些賤夫雜役一樣都要同歸於汩沒，到頭來並沒有什麼差異，—難道這還不值得悲哀嗎？
我們發現，在曾國藩身上，存在一種異常現象，即所謂“分裂性格”。比如，上麵那番話說得是多麼動聽啊，可是，做起來卻恰恰相反，言論和行動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加之，他以不同凡俗的“超人”自命，事事求全責備，處處追求圓滿，般般都要“毫發無遺憾”，其結果，自是加倍地苦累，而且必然產生矯情與偽飾，以致不時露出破綻，被人識破其偽君子、假道學的真麵目。明人有言：“名心盛者必作偽。”對此，清廷已早有察覺，曾降諭於他，直白地加以指斥：總因“過於好名所致，甚至飾辭巧辯。好名之過尚小，違旨之罪甚大”。至於他身旁的人，那就更是洞若觀火了。幕僚王闓運在《湘軍誌》一書中，對曾氏多有微辭，主要是覺得他做人太堅忍、太矯情了；而與曾氏有“道義之交”的今文經學家邵懿辰則毫不客氣，竟當麵責之以虛偽，說他“對人能作幾副麵孔”；左宗棠更是專標一個“偽”字來戳穿他的畫皮，逢人便說：“曾國藩一切都是虛偽的。”
作為一位正統的理學家，曾國藩的“高明”之處在於，他在接受程朱理學巧偽、矯飾的同時，卻能不為其迂腐與空疏所拘縛，表現出足夠的成熟與圓融。也許正是因為這樣，我總覺得，在他身上，透過禮教的層層甲胄，散發著一種濃重的表演意識。人們往往難以分辨他究竟是在正常地生活還是逢場作戲，究竟是出自真心去做還是虛應故事；而他自己，時日既久，也就自我認同於這種人格麵具的遮蔽，以致忘記了人生畢竟不是舞台，卸妝之後還須進入真實的生活。
他嚐以輕世離俗自許，實際上根本不是那回事。因為如果真的輕世離俗，就說明已經徹悟人生，必然生發出一種對人世的大悲憫，就會表現得最仁慈，最寬容，自己也會最輕鬆，最自在。而他何嚐有一日的輕鬆自在，有一毫的寬容、悲憫呢？他那堅忍、強勉的秉性，期在必成、老而彌篤的強烈欲求，已經凍結了、硬化了全部的愛心，剩下來的隻有漠然無動於衷的冷酷與殘忍，而且，還要掛出神聖的幌子。他辦團練時，以利國安民為號召，主張“捕人要多，殺人要快”，“不必拘守常例”。因此，每逢團紳捉來“人犯”，總是不問情由，立即處死。一次，曾國藩路過一村，遇賣桃人與買者爭吵，賣者說沒有付款，買者說已經付了。經過拘訊，證明是賣者撒謊，他當即下令將其斬殺。一時街市大嘩，民眾驚呼：“欽差殺人了！”因而得名“曾屠戶”。事見《梵天廬叢錄》。
他曾親自為湘軍撰寫了一首《愛民歌》，讓官兵們傳唱：“三軍個個仔細聽，行軍先要愛百姓。賊匪害了百姓們，全靠官兵來救人。 官兵不搶賊匪搶，官兵不淫賊匪淫。若是官兵也淫搶，便同賊匪一條心。”實際執行情況又怎樣呢？曾氏幕僚趙烈文記下了攻破天京後的親眼所見：“城破之日，全軍掠奪，無一人顧大局”；“又見中軍各勇留營者皆去搜刮，甚至各棚廝役皆去，擔負相屬於道”。湘軍逢男人便殺，見婦女便擄，“其老弱本地人民不能挑擔，又無窖可挖者，盡遭殺死，沿街死屍十之九皆老者，其幼孩未滿二三歲者亦砍戳以為戲”，“哀號之聲，達於四遠”，“屍骸塞路，臭不可聞”。湘軍將領彭玉麟寫過一首《攻克九江屠城》的七律，後四句雲：“九派濤紅翻戰血，一天雨黑洗征裘。直教殄滅無遺種，屍擁長江水不流。”對照這般般記述，再回過頭來讀一遍那堂而皇之的《愛民歌》，豈不恰成尖銳的諷刺！
省社會科學院的一位朋友來聊天，看了我寫的這份初稿。他說，選取人性閱讀這個角度頗有新意。臨走前，還告訴我，從他外祖父手中傳下來一幅曾國藩的照片，看一看也許有助於了解其人，因為相貌總是精神的一種外現，即使不是全部，起碼也能部分地反映出一個人的內在性格。我趕忙跟他到家，拿過照片來細細地端詳一番：寬敞的前額上橫著幾道很深很深的皺紋；臉龐是瘦長的，尖下頦，高顴骨；粗粗的掃帚眉下，長著長挑挑的三角眼，雙眸裏閃射出兩道陰冷、淩厲的毫光；濃密的胡須間隱現著一張輕易不會嘻開的薄唇闊口。留給人的印象很深，有一種心事重重、淵深莫測的感覺。
是的，我心目中的曾國藩，就是這樣。
（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