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那一輩子
一
這裏說的是大名鼎鼎的李鴻章。
關於這位“李二先生”，我已經琢磨多少年了。起始，還停留在一些概念上，形象影影綽綽，模模糊糊；後來，逐漸逐漸地變得鮮亮，清晰了，一個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物，挺立在我的眼前，最後，竟然依次顯現出四種形象：
首先，他是個“不倒翁”。一生中，他始終處於各種矛盾的中心，經常在夾縫裏討生活。上麵坐著陰險的老太後、懦怯的小皇帝，身旁圍繞著數不清的王爺、太監、宰輔、權臣，一個個鉤心鬥角，狗扯羊皮，像掐架的烏眼雞似的；而他居然能夠斡旋其間，縱橫肆應，遊刃有餘，如同他自己所說的，“少年科第，壯年戎馬，中年封疆，晚年洋務，一路扶搖”。在他當政的幾十年間，可以說，朝廷的每一件大事都和他掛連著。咱們不妨搬著指頭算一算，晚清時期那些喪權辱國的條約，哪一個不是經他手簽訂的！他真的成了“簽約專業戶”。這樣，就難免遭來連番的痛罵。可是，罵歸罵，他卻照樣官運亨通，而且官越做越大。單就這一點來說，當時的滿朝文武，從他的老師曾國藩算起，包括光緒皇帝的教師爺翁同龢，號稱“變色龍”的張之洞，還有後來的陰謀家袁世凱，大概沒有誰能比得過他。
這當然得力於他的宦術高明，手腕圓活。他有一套善於騰挪、招架的過硬本領，他是一個出色的“太極拳師”。
他還有一種形象，就是“撞鍾的和尚”。“我能活幾年？當一日和尚撞一日鍾，鍾不鳴了，和尚亦死了。”這是他的夫子自道。當時掣肘、下絆者多多，處境十分艱難，話裏夾帶著哀怨，透露出幾分牢騷。那時候，社會上流行著兩首《一剪梅》詞：
仕途鑽刺要精工，京信常通，炭敬常豐。莫談時事逞英雄，一味圓通，一味謙恭。 大臣經濟要從容，莫顯奇功，莫說精忠。萬般人事要從容，議也毋庸，駁也毋庸。
八方無事歲年豐，國運方隆，官運方通。大家讚襄要和衷，好也彌縫，歹也彌縫。 無災無難到三公，妻受榮封，子蔭郎中。流芳百世更無窮，不諡文忠，便諡文恭。
形象地概括了晚清官場中的流弊。不過，李鴻章的勤政是出了名的，他既做官又做事，不是那種“多磕頭少說話”，敷衍塞責，坐嘯畫諾的混混兒。七十四歲那年，他還奉旨出訪俄國，爾後水陸兼程，遍遊歐美，曆時二百天，奔波九萬裏。對於大清王朝，他稱得上是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楷模。
當然，最具哲學意味的還是“裱糊匠”的形象。李鴻章曾把清王朝比作一間破紙屋，自己是個裱糊匠。他說：“我辦了一輩子的事，練兵也，海軍也”，“不過勉強塗飾，虛有其表，不揭破猶可敷衍一時。如一間破屋，由裱糊匠東補西貼，居然成一淨室，雖明知為紙片糊裱，然究竟決不定裏麵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風雨，打成幾個窟窿，隨時補葺亦可支吾對付。”正所謂：屋不成屋還是屋，糊無可糊偏要糊。他所扮演的正是這種角色。
他這一輩子，雖然沒有大起大落，卻是大紅大綠伴隨著大青大紫：一方麵活得有頭有臉兒，風光無限，生榮死哀，名聞四海；另一方麵，又是受夠了苦，遭足了罪，活得憋憋屈屈，窩窩囊囊，像一個飽遭老拳的傷號，渾身青一塊紫一塊的。北宋那個“奉旨填詞”的柳三變，是“忍把浮名，換得淺斟低唱”；“李二先生”倒是：忍把功名，換得罵名遠揚。
作為一種文化現象，李鴻章的出現不是偶然的。他是腐朽沒落，外強中幹，色厲內荏的晚清王朝的社會時代產物，是中國官僚體製下的一個集大成者，是近代官場的一個標本。
二
李鴻章所處的時代—如他自己所說的—為“三千年未有之變局”。
他出生於道光繼統的第三個年頭（1823年）。鴉片戰爭那一年，他中了秀才。從此，中國的國門被英國人的艦炮轟開，天朝大國的神話開始揭破了。封建王朝的末世蒼茫，大體上相似，但晚清又有其獨特性。其他王朝所遇到的威脅，或來自內陸邊疆，或遭遇民變蠭起，或禍起蕭牆之內；而晚清七十年間，卻是海外列強餓虎捕食一般，蜂擁而上。外邊麵臨著瓜分慘劇，內囊裏又潰爛得一塌糊塗，女主昏庸殘暴，文恬武嬉，官場腐敗無能達於極點。在這種情勢下，李鴻章的“裱糊匠”角色，可以說是命定了的。
當然，這並非他的初衷。由於深受儒學的熏陶，他從小就立下了宏誓大願。二十歲時，他寫過十首《入都》詩，裏麵滿是“丈夫隻手把吳鉤，意氣高於百尺樓”；“出山誌在登鼇頂，何日身才入鳳池”；“倘無駟馬高車日，誓不重回故裏車”之類的句子。果然，第二年就中了舉人，三年後又中進士，入翰林。他在參加殿試時，借著《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的考題大肆發揮：“今當舉世披靡之會，使皆以緘默鳴高，則挽回風運之大權，其將誰屬耶？”坦然以力挽狂瀾、隻手擎天自任，大有一種“舍我其誰”的驕人氣概。
李鴻章在他七十八年的生命途程中，以1862年經曾國藩舉薦正式出任地方都撫為中線，前後恰好都是三十九年。他曆任江蘇巡撫、兩江總督、湖廣總督、直隸總督兼北洋通商大臣、兩廣總督及武英殿大學士、文華殿大學士，直到1901年因病死在任上。他是晚清政壇上活動時間最長、任事最多、影響最大的一個核心人物。
熱心仕進，渴望功名，原是舊時代大多數中國知識分子的共同追求，但像李鴻章那樣執著，那樣迷戀，卻是古今少見的。一般人是“達則兼善天下，窮則獨善其身”；而李鴻章則是不分順境逆境，不問成敗利鈍，總是過河卒子有進無退。他把功名利祿看作命根子，入仕之後一天也沒有離開過官場，真是生命不息，做官不止。他是一個道道地地的“官迷”。曾國藩說過：他的兩個弟子，“俞樾拚命著書，少荃（鴻章）拚命做官”。以高度的自覺、狂熱的勁頭、強烈的欲望追逐功名仕進，這是李鴻章的典型性格。
李鴻章一生功業甚多，但他的蜚聲中外，以至成為“世界級”的名人，主要是在洋務、外交方麵。在慈禧太後和洋人的心目中，李鴻章與清廷的外交事務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每當大清國外事方麵遇到了麻煩、麵臨著危機，老太後總是“著李鴻章為特命全權大臣”，於是，這個年邁的衰翁便會披掛上陣，出來收拾殘局，做一些“人情所最難堪”之事。在他生命的最後十五年間，竟連續簽訂了《中法新約》、《中日馬關條約》、《中俄同盟密約》、《辛醜和約》等四個屈辱條約。
俗話說，伴君如伴虎。可以想見，李鴻章在西太後身邊，日子是不會好過的。相傳，德國鐵血宰相俾斯麥與李鴻章交談時，曾暗喻他隻會打內戰，他聽了喟然長歎道：“與婦人孺子共事，亦不得已也。”老李當然無法與老俾相比。威廉一世和老俾君臣合契，是一對理想的搭檔。書載，威廉皇帝回到後宮，經常憤怒地摔砸器皿。皇後知道這是因為受了老俾的氣，便問：“你為什麼這麼寵著他？”皇帝說：“他是首相，下麵許多人的氣他都要受，受了氣往哪兒出？隻好往我身上出啊！我又往哪兒出呢？就隻有摔茶杯了。”老李受的氣絕不會比老俾的少，但他敢找“老佛爺”出氣嗎？
他在甲午戰爭中，聲名尤為狼藉，民怨沸騰之下，清廷不得不給他“禠去黃馬褂”的處分。一天，江蘇昆曲名醜楊三演出《白蛇傳》，在演到“水鬥”一場時，故意把台詞作些改動，說：“娘娘有旨，攻打金山寺，如有退縮，定將黃馬褂剝去。”觀眾心領神會，哄堂大笑。李鴻章的鷹犬也都在場，恨得牙癢癢的卻又不便當眾發作，但事後到底把楊三弄得求生無路，慘痛而死。悲憤中，有人撰聯嘲罵：
楊三已死無蘇醜；
李二先生是漢奸。
李鴻章的長兄不忍心看著弟弟遭罪受辱，勸他早日離開官場，一起告老退休，他卻堅決不肯。中日《馬關條約》簽訂之後，“殺李以謝天下”的呼聲遍於朝野。而李鴻章則“晏如也”，毫無退避之念，“笑罵由人笑罵，好官我自為之”。他故作鎮定，撰聯懸於書齋：
受盡天下百官氣；
養就胸中一段春。
這也是跟他的老師學的—曾國藩當年也曾寫過類似的聯語：
挺起兩根窮骨頭；
養就一段春意思。
他們所奉行的都是一種“挺經”。
你若說他全然不在乎，倒也未必。有時候，處境過於艱難，他也會頭腦暫時清醒一些，顯現出一種平常心來。比如，當他接到已經退出官場的湘軍名將彭玉麟的函件後，看到這位故人徜徉於湖光山色之中，逍遙在世慮塵氛之外，不禁湧起豔羨的情懷。複函裏說：
弟日在塵網中，勞勞碌碌，於時事毫無補救，又不敢言退。仰視孤雲野鶴，翱翔天表，聽其所止而休，豈啻仙凡之別！ 江山清福，唯神仙中英雄退步，始能獨占。下視我輩陷入泥塗如醉如夢者，不知幾時可醒耳。
這自是真情流露，但也無非說說而已，實際上卻根本做不到。對於李鴻章來說，官場的榮華富貴畢竟要比湖山的清虛冷落更具誘惑力。
彭玉麟的辭官不就，視富貴如浮雲，是出了名的。他曾三辭安徽巡撫，三辭漕運總督，一辭兵部右侍郎，一辭兩江總督並南洋通商大臣，兩辭兵部尚書。每次辭官，他都情真意切，絕非借此鳴高，沽名釣譽。他能在功名場中陡然收住腳步，“英雄回首即神仙”，有其深刻的思想基礎，像他在詩中所詠歎的：“黃粱已熟前番夢，白發新添昨夜霜。布襪青鞋容我懶，金貂紫綬任人忙。”“縱使平生遭際盛，須防末路保全難。登場端賴收場早，進步何如退步安。”這種境界，同李鴻章相距何止十萬八千裏！而他的那幾句詩：“我笑世人心太熱，男兒抵死覓封侯”；“底事老僧最辛苦，利心熱透道心微”，簡直就像專門說給李鴻章聽的，無奈，言者諄諄，聽者渺渺，最後隻能是“馬耳東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