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李鴻章的飛黃騰達，得益於曾國藩者甚多，他們之間的師承關係比較明顯。兩人都具有深厚的儒學功底，恪守著封建社會的政治原則，都為維護大清王朝的統治而竭忠盡智；但二人的氣質、取向不盡相同，因而，為官之道也存在著差異。
曾國藩看重倫理道德，期望著超凡入聖；而李鴻章卻著眼於實用，不想做那種“中看不中吃”的佛前點心。他公開說：人以利聚，“非名利，無以鼓舞俊傑”；“天下熙熙攘攘，皆為利耳。我無利於人，誰肯助我？”當然，曾國藩說的那一套也並非都要實行，有些是說給別人聽的；而李鴻章卻是連說也不說。反過來，對於一些於義有虧的事，曾國藩往往是做而不說，而李鴻章卻是又做又說。其差別就在於，一個是偽君子，一個是真小人。李鴻章聲明過，他“平生不慣作偽人”，這與城府極深、誠偽兼施的乃師相比，要顯得坦白一些。由此我想起了一個故事：袁世凱看京戲《捉放曹》，當聽到“寧教我負天下人，毋教天下人負我”這句話時，他說，可惜曹操當時沒有把陳宮也幹掉，否則，這句有損於曹操形象的惡言就不會傳出了。記得講故事的人緊接著又補充一句：“其實，老袁也是沒有心計，既有此意，何必說出？”李鴻章對於袁世凱是很欣賞的。臨終前，他還曾薦袁以自代。
在政治上，曾國藩患有一種“恐高症”，他一向主張知足知止，急流勇退。每當立下大功，取得高位，總是如臨深淵，惕懼不已。鹹豐末年，他被任命為欽差大臣、兩江總督，江、浙、皖、贛四省軍務及巡撫、提督以下各官均歸其節製。這一高官顯位，不知使多少人豔羨、垂涎，但曾國藩卻並不開心，他說：“權位太尊，虛望太隆，可悚可畏！”麵對天京城破這一期望多年的勝局，他不僅沒有欣喜若狂，反而終夜難眠，認為物極必反，名之所至，謗亦隨之，因而誠惶誠恐。在《家書》中，他特意告誡子弟：“處大位大權而兼享大名，自古曾有幾人能善其末路者？”為此，必須持有三種心態：一是不參與，好像事情與己無涉；二是不善終，高位都是險地，居高履危能夠善終的很少；三是不勝任，好像在朽爛的跳板上駕馭著六馬奔車，隨時都有墜入萬丈深淵的危險，所以戰戰兢兢，唯恐不能勝任。他的韜晦之計，後來發展成為功成身退、避禍全軀的行動。他多次奏請開缺回籍，歸老林泉。對於老師晚年一再消極求退的做法，李鴻章頗不以為然，直接批評為“無益之請”。他說：“今人大多諱言‘熱中’二字，予獨不然。即予目前，便是非常熱中。仕則慕君，士人以身許國，上致下澤，事業經濟，皆非得君不可。予今不得於君，安能不熱中耶？”
一冷一熱，一退一進，這和他們所處的境遇不同有直接關係。曾氏當政時，清王朝所麵臨的威脅主要來自農民起義；他所時刻警戒的，集中在功高震主、擁兵自重方麵。“打下一個洪秀全，上來一個曾國藩。”這是他最怕聽的一句話。而陰險毒辣的西太後，承襲了祖上康熙皇帝的慣用伎倆，善於利用大臣間的矛盾以製衡其權力與威勢，她一麵重用曾國藩，一麵又扶植左宗棠、沈葆楨，發展李鴻章的淮軍勢力。就是說，你曾國藩已經翦除了太平軍，我的心腹之患消除了，在你身後，左、李、沈都壯大起來，不怕你曾氏兄弟興妖、起屁、尥蹶子，沒有你這兩個“雞蛋”，我照樣能做“槽子糕”。
而在李鴻章當政之後，情況就不同了。曾國藩已死；左宗棠雖在，正遠征西北；恭親王已被免除了議政王，芥蒂既生，寵信自不如前；至於翁同龢等帝黨頭目和“清流派”的張之洞、李鴻藻等，或老朽頑庸，或徒逞空談，難抵實用。尤其是麵臨著列強鯨吞之勢，要與之斡旋、談判，折衝樽俎，更非李鴻章莫屬。此之謂“形勢比人強”也。
在封建社會裏，任何時期都得有替君王承擔失誤責任、代杖受罰的大臣。晚清時期的李鴻章，就充當了西太後的這種角色。他像避雷針那樣，把因兵敗求和，割地賠款，簽訂喪權辱國條約所激起的強大的公憤“電流”，統統吸引到自己身上，從而緩和了人們對朝廷的不滿，維護了“老佛爺”的聖明形象。試想，這樣的角色還能倒下嗎？
而且，李鴻章不像曾國藩那麼古板，也不像左宗棠那麼剛愎自用，張之洞那麼浮華、惜名，他縱橫捭闔，巧於趨避，有一套討好、應付“老佛爺”的招法，因而能夠一路勝出。
一次，朝廷要他查辦四川總督吳棠貪墨索賄的案件。他敷衍了幾個月，最後上了一道奏折，說吳棠一貫忠厚廉謹，官聲尚好，所參各項查無實據，而且，在籍士紳都讚頌他善政利民。結果是，吳棠安然過關，而原參者卻受到申斥。實際上，所參各項都完全屬實，隻是由於吳棠曾有恩於慈禧，李鴻章便作了這種違心滅良的處置。原來，吳棠任清河縣令時，一個老朋友的靈柩路過那裏，吳知縣派人送去三百兩銀子作為贐禮。不料，當時河裏並排停著兩艘大船，仆役把銀子錯送給鄰船了。吳棠盛怒之下處分了仆役，正待上船索還，一個幕僚從旁解勸說：鄰船上的是入京參選秀女的滿洲閨秀，說不定日後成了貴人，還能夠借利呢！吳棠聽了甚以為是，便換成一副笑臉，登船問候母女三人。那位母親慨然地說，如今世態炎涼，我們孤兒寡母一路上受盡了冷落，唯獨吳老爺古道熱腸，真是難得，我們母女誓不能忘。那兩個女兒，你知道是誰嗎？一個就是後來的慈禧，另一個做了醇親王的福晉。“隻因一回錯，便為人上人。”從此，吳棠平步青雲，一路飆升。
大清的國運如何，“老佛爺”可以不在乎；唯獨“垂簾聽政”的大權必須把在手裏，拚死也不能丟。李鴻章深知這一點，所以不管簽訂什麼和約，總要堅持一條底線：割地賠款的條件再苛刻也沒關係，隻要能夠維護“老佛爺”的幹政地位，就一切都好說。庚子之役，八國聯軍進北京，“老佛爺”倉皇逃竄，壓在她心頭最重的一塊石頭，就是怕議和中追究禍首追到她的頭上。她事先就交代給李鴻章：和議中如有“萬難應允”之事，“先為駁去，是為至要”。對此，李鴻章是心領神會的。果真，聯軍代表瓦德西暗示要追究禍首，他立刻封了門，表示：什麼都好說，唯獨這個事由不能談。結果，議和條件苛刻無比。慈禧見裏麵並未涉及她本人，便也放下心來；至於花些銀子嗎，她一輩子已經大手大腳慣了，誰花不是花呢？反正不用掏她的腰包，著李鴻章去張羅就是了。不過，這回“李二先生”卻破例地撂了挑子，天可憐他，沒等“老佛爺”鑾駕歸來，他就提前“翹辮子”了。
追念這個“裱糊匠”、“避雷針”舊日的勳勞，清廷特旨封諡文忠公，追贈太傅，晉升一等侯爵，入祀賢良祠，賜予有清三百年來漢員大臣生榮死哀的最高恩典。
四
李鴻章死後，有人給他編了個“五子登科”的俏皮嗑兒，叫作：
巴結主子；
搞小圈子；
耍手腕子；
嚇破膽子；
死要麵子。
說他死心塌地地做奴才，使盡渾身解數，以討取主子歡心；為結黨自固，織成一個密密實實的關係網；在官場中耍盡權術，機關算盡；卻被洋人嚇破了膽子，一意屈從，奴顏婢膝；日常生活中，他死要麵子，端足架子，儼然不可一世。這不僅概括了李鴻章屈辱一生的奴性本色，也為晚清廣大官僚階層繪製了一幅群體的畫像，這在《官場現形記》和《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等小說中都曾有過淋漓盡致的揭露。
李鴻章巴結主子，趨奉慈禧的高超手法，具如前述；而他的織關係網、搞小圈子的本事，亦非常人所能及。拉幫結派，任人唯親，原本是舊時代官場的通弊；而晚清的辦團練和私人幕府製度，又為這種結黨營私行為提供了合法而方便的條件。如同曾國藩的湘軍、幕府是曾氏的大本營一樣，李鴻章的淮軍和幕府，也是他搞小圈子、拉幫結派的直接依托。梁啟超在《李鴻章傳》中，對於他任用私人，徇情舞弊，做了淋漓盡致地揭露：那些同鄉、同事、袍澤、部下，“昔共患難，今共功名，徇其私情，轉相汲引，布滿要津，委以重任”，出了事還要多方回護，包庇過關，從而結成了一個嚴密的關係網。
他生來就是一個做官的材料，在弄權術、耍手腕方麵，具有絕頂的聰明、超常的智慧；又兼平生所經曆的宦途險惡，境遇複雜，人事糾葛紛繁，更使他增長了閱曆，練達了人生。因而其宦術之圓熟、精湛，可謂爐火純青，集三千年中國仕宦“圓機活法”之大成。難怪他敢誇口：這世上唯有做官最容易，一個人若是連官都不會做，那就太低能了。
醇親王奕是不好對付的，他仗著慈禧太後的妹夫、光緒皇帝的生父這一特殊身份，一貫作威作福，眼裏放不下人。現在又取代了恭親王，接手總理北洋事務，成了李鴻章的頂頭上司。他一上來，馬上就找辦洋務的李鴻章，要他拿出一筆經費，支持修建頤和園。理由是堂皇正大的，他撇著京腔兒說：整修昆明湖，興辦海軍學堂，這可是關係國家興亡的頭等大事呀！李鴻章不慌不忙、笑容可掬地應對道：親王大人，您的高尚情懷，宏偉抱負，赤誠為國，苦心孤詣，實在令我由衷景仰，一定竭盡全力照辦。接著，立刻他就把難題推還給了對方：王爺，我正好有事要向您稟報哩：增加海軍軍餉，現在找借無門；四艘軍艦即將從歐洲駛回，本國人經驗不足，須雇請外國員弁管理；還要出錢備置燃料，日常費用也須一體安排—這些款項，懇請親王鼎力支持！醇親王一聽，腦袋立刻就大了。這個隻知酒色征逐的“闊大爺”，哪裏懂得什麼籌措資金！可嘴裏又不便說出，隻好唯唯否否，掉頭而去。你看，這出大耍手腕的“官僚鬥法”把戲，玩得該是多麼精彩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