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鴻章對內應付裕如，可是在外國人麵前卻少了招法。長期以來，懾於列強的強大威勢，使他覺得處處無法趕上人家，從而滋生一種百不如人的自卑心理。當時，在晚清朝廷中存在著兩個認識上的極端：不了解西方實際的人，往往盲目地妄自尊大，完全無視列強環伺的險情；而對外部世界有較多了解，對照本國腐朽、庸懦的現狀，又常常把敵我力量對比絕對化，覺得事事皆無可為，從而一味主張避戰求和，患上了致命的軟骨症。李鴻章屬於後者的代表。加之，他還有挾洋以自重的個人打算。他深知慈禧太後同樣被列強諸國嚇破了膽，人家咳嗽一聲，在她聽來如同五雷轟頂一般。而李鴻章在洋人眼中是有身份、有地位的。有這些外國主子在後麵撐腰，也就不愁老太婆施威發狠了。
一方麵嚇破了膽子，一方麵他又死要麵子，端足架子。這看似相互矛盾，實則是一方鏡子的兩麵。凡是孱頭、自卑者，都最怕別人瞧不起，因此就得端足架子，維持麵子。魯迅先生講到“麵子”時有一段話，恰是這種心態最好的注腳：
相傳前清時候，洋人到總理衙門去要求利益，一通威嚇，嚇得大官們滿口答應，但臨走時，卻被從邊門送出去。不給他走正門，就是他沒有麵子；他既然沒有麵子，自然就是中國有了麵子，也就是占了上風了。
李鴻章出訪歐美各國時，可說是出盡了風頭，抖足了威風。輪船上高懸著大清國的龍旗和特命頭等欽差大臣的旗幟，呼呼啦啦幾十人，招搖過市。至於李鴻章本人，別看他的官德、口碑很差，卻生就一副舉止端莊，威儀堂堂的做派。在外國人的筆下，他“長身玉立，具有某種半神、半人，自信、超然、文雅和對於芸芸眾生的一種超越感”。
他不僅倨傲、矜持，有時還意氣用事，甚至打痞子腔。出訪俄國期間，土耳其斯坦布加拉王公乘車前來拜見。李鴻章坐在皮椅上不動身，直到王公進了客廳，他才慢慢起身，顯得十分傲慢。布加拉王公看在眼裏，落座後向李鄭重聲明，他以一國之君專程前來拜望，這跟你李鴻章個人完全沒有關係，隻是尊重中國大皇帝之故。說完，抬身就走了。李聽了很不自在，隻好把客人送到車上。可是，當王公的車子剛剛起動，他卻在後麵高喊：“且慢！”王公的翻譯從車窗探出頭來，忙問“有何見教”。李卻不緊不慢地說：“請你轉告王公，我有一件事情要告訴他：他的開宗祖師默罕默德從前在中國，後來因為犯罪被驅逐出境，逃竄到了那邊，這才給他們創造了宗教。”說完，他揚揚得意，在場的人相顧愕然。而車裏的王公，早被這突如其來的反戈一擊弄得暈頭轉向，更不知如何答對才好。
相傳，晚清時節，好事者把諷刺明代的偽清高者陳眉公的詩：
裝點山林大架子，附庸風雅小名家。
翩然一隻雲中雁，飛去飛來宰相衙。
加以改竄以後，轉贈給了中堂大人李鴻章：
裝點天朝大架子，附庸狼虎老名家。
一生百事勞心拙，太息“孱頭宰相”衙！
連譏帶誚，惟妙惟肖，可謂“謔而且虐”者也。
五
看，李鴻章就是這樣一個很真實、很有個性的老頭子。他的思想軌跡確實是比較駁雜的。他奉行實用主義哲學，既有儒家“知其不可而為之”那種剛性，又混雜著見風轉舵，唯利是圖的現代成分；嫻熟“水鳥哲學”（表麵平靜，暗裏動作），洞明世事，善於投合、趨避；三分耿直中帶著七分狡黠；既忠於職守，又徇私舞弊；講求務實，卻並不特別較真。
李鴻章的為官訣竅，前麵已經引述過，即“士人以身許國，事業、經濟，皆非得君不可”。何謂“得君”？說穿了就是能討得君王的喜歡，得到君王的信任。而要討得喜歡，獲取信任，首先必須摸準主子的脾氣，透徹地掌握其用人的標準。在這方麵，李鴻章的功夫是很到家的。他知道，清王朝擇臣的準則是，隻要你肯於死心塌地當奴才，忠心耿耿地為朝廷賣命，就照用不誤，為賢為愚、或貪或廉，都無關大體。對於所謂“名儒”與“名臣”，清朝皇帝向來是不感興趣的。魯迅先生曾一針見血地指出：
清朝雖然尊崇朱子，但止於“尊崇”，卻不許“學樣”。因為一學樣，就要講學，於是而有學說，於是而有門徒，於是而有門戶之爭，這就足為“太平盛世”之累。況且以這樣的“名儒”而做官，便不免以“名臣”自居，“妄自尊大”，乾隆是不承認清朝會有“名臣”的。
道理很簡單，曆史上的名臣，往往與昏君、庸君相對應，聖明天子之下還能有什麼“名臣”嗎？所以，李鴻章從來不以正人君子自命，無意去充當那種“道德楷模”。明乎此，也就曉得了對於曾國藩那一套追求高大完美的“心靈的朝聖”，他之所以不以為然，真諦就在這裏。
李鴻章考慮得最多的，不是是非曲直，而是切身利害。他論勢不論理，隻講有用，隻講好處，急功近利，不擇手段，不看重道德，不講求原則。梁啟超評論他是“有閱曆而無血性之人”，“彌縫苟安，而無立百年大計以遺後人之誌”，這是很準確的。他缺乏中國傳統知識分子那種為救亡圖存而奮不顧身、寧為玉碎的精神魅力。在簽訂各項屈辱和約時，他缺乏硬骨頭精神，妥協退讓，委曲求全，不能仗義執言，拚死相爭，一切都以能否保官固寵為轉移，這正是市儈式的實用主義哲學在外交活動中的集中展現。
18世紀英國著名首相帕麥斯頓有一句名言：“我們沒有永久的盟友，沒有永久的敵人。我們的利益才是永久不變的。”這是一種極為靈活的對外策略，為後世所普遍奉行，而李鴻章卻把它搬用過來，作為處置內部事務的一條準則。在這種準則支配下，必然是不問宗旨，不管對錯，隻要你得勢了，或預計將能得勢，他便會采取審慎的合作態度，明裏暗裏表示支持；而一當發現你已經喪失了使用價值，便會毫不猶豫地棄置不顧。
在對待戊戌政變和維新派的態度上，充分反映了這一點。政變伊始，由於事關重大，而且形勢不明，李鴻章經過反複權衡，確定置身事外，不去直接參與。為了避嫌，他曾向慈禧表示，“廢立之事，臣不與聞”，公開申明這一立場。維新黨人張元濟不曉得個中微妙，曾懇切地請求他：“現在太後和皇上意見不合，你是國家重臣，應該出來調和調和才是。”他申斥說：“你們小孩子懂得什麼？”但是，當維新派遭到慈禧鎮壓，康有為、梁啟超被定為“亂臣賊子之尤”時，身為兩廣總督的李鴻章卻暗地裏輸誠相與，采取保護的對策。因為他了解到日、美、英諸國對維新派是支持的，推測康、梁日後定會大有作為。如果完全跟著老太後跑，一旦維新派在外國支持下掌了大權，自己將難予處置。因此，他特意委托日本人向逃亡海外的康、梁致意，表示對他們的關心。朝廷指令他鏟平康、梁祖墳以儆奸邪，他則以“香港近有新黨欲襲廣東，恐過激生變”為由，建議稍緩進行；而在慈禧麵前，則極力貶斥、醜詆維新派，說他們不可能有什麼作為。他就是這樣“腳踩兩隻船”，運用兩麵手法，來保全自己，預留後路。待到後來，當他觀察到變法派已經到了窮途末路，不可能東山再起；而清廷又緊追不放，如果一味拖延，行將危及自身利益，便一反故常，斷然采取嚴厲打擊的行動，不僅迅速鏟平了康家的祖墳，還把清政府緝拿康、梁的賞銀，由十萬兩提高到十四萬兩。可見，他一切都以保全自己為前提，以對己是否有利為轉移。
其實，這種實用主義在傳統的中國價值觀念中，人們是並不生疏的。實用主義是一種生活哲學，與功利主義相通。孔夫子一向被認為是重仁義而輕功利的，可是，正是這位“聖之時者”，把“敏而有功”作為區別是否仁人的一條標準。他也特別講究靈活變通，一次，他的學生子路救了一個落水者的生命，那人感激他，送了一頭牛，子路收下了牛，就給大家宰吃了。孔子表彰他，說這事做得對，救了人有肉吃，有好處，將來魯國的人就都願意救人了。依照魯國的法令，主家的奴隸被人贖回，要交贖金，可是，孔子的學生子貢出於廉潔，卻不收贖金。孔子責備他，認為這樣過分清廉效果並不好。可見，孔老夫子是非常靈活的。他公然聲稱，自己是“無可無不可”的，以致被墨家目為“汙邪詐偽”。
在民間，典型的實用主義表現在對待神佛的態度上：你能給我帶來好處，我就信；否則我就不信。舊戲裏有一出《打城隍》，就是因為得不到實惠而打將起來。這是從實用出發，而並非建立在信仰的層次上—宗教信仰是不講條件的，我得到好處了，感謝上帝的賜予；我現在境遇不好，沒有獲得幸福，那也是上帝在考驗我。總之，享福受罪，心甘情願。
官場實用主義在李鴻章身上發揚光大，有其深刻的根源。
其一，他是儒學中“活學活用”的典範。在他來說，精研儒學並不是為了傳道立人，誌在聖賢，而是要掌握取悅人主、謀求爵祿的手段。他認為學問不是知識，而是從人生體驗中來，所謂“世事洞明皆學問”，他把學識提升到智慧、謀略的層麵上。
其二，他的圓融、圓通的個性和熱衷仕進的政治追求，起到了催化、觸媒作用。
其三，晚清的社會時代使然。社會越是混亂、無序，人們便越是注重實利，講求實惠，直到鄙視操守，厭棄理想。
在中國曆史上，有三個時代最講求實用：戰國時期，五代十國，還有晚清。它們分別都產生了許多代表性人物：比如戰國末期的李斯，他通過研究茅廁裏的老鼠，悟出了人生必須有所憑借的現實道理；五代時的馮道，“曆事五朝長樂老”，靠什麼？靠的就是嫻熟的宦術；再就是晚清的實用派“李二先生”。一馮一李，兩個不倒翁，一對老滑頭。
（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