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個關節點，是“戊戌變法”伊始，在慈禧太後操控下，恩師翁同龢被黜，開缺回籍，永不敘用，交地方官嚴加管束。此事對張謇刺激極大。他們交誼三十年，“始於相互傾慕，繼而成為師生，終於成為同黨”，患難與共，至死不渝。對於兩朝帝師、官居一品的資深宰相，作如此嚴厲處置，為有清一代所僅見。這使張謇預感到，“朝局自是將大變”，因而“憂心京京”，心灰意冷。生母臨終前諄諄告誡的“慎勿為官”的遺言，仿佛又響在耳邊。麵對帝黨、後黨勢同水火，凶險莫測的政局，“三十年科舉之幻夢，於此了結”。
對於這一重大的人生道路抉擇，張謇是慎重、清醒、謀定而動的。病逝前一年，他曾回顧說：經“反複推究，乃決定捐棄所恃，舍身喂虎。認定吾為中國大計而貶，不為個人私利而貶，謇願可達而守不喪。自計所決，遂無反顧”。
三
關於張謇，胡適於1929年做過這樣的評價：“張季直先生在近代中國史上是一個很偉大的失敗的英雄，這是誰都不能否認的。他獨立開辟了無數新路，做了三十年的開路先鋒，養活了幾百萬人，造福於一方，而影響及於全國。終於因為他開辟的路子太多，擔負的事業過於偉大，他不能不抱著許多未完的誌願而死。這樣的一個人，是值得一部以至於許多部詳細傳記的。”
“偉大英雄”、“開路先鋒”，評價準確而充分，胡博士畢竟是明於知人。在暗夜如磐、雞鳴風雨中，能夠像張謇那樣，“專利國家而不為身謀”，通過個人努力，開創難以計數的名山事業，取得如此廣泛的成功，晚清名流中確是屈指可數。
張謇一生經曆曲折複雜，活動範圍廣泛，身兼晚清狀元、改革思想家、資本主義企業家、新式教育家、公益活動家和政府官員多種角色，“崛起於新舊兩界線之中心”，而能“適於時代之用”。他把道德自覺、倫理規範建築在現實生活的功利基礎之上，直接同物質生產聯係起來。就身份類型來分，他屬於行者，而不是言者；但他的許多論述十分精當，而且富有實踐理性。他善於融各種角色及其資源於一體，將中國古代士人以天下為己任，關心民族興亡和黎民疾苦，崇尚經世致用的優良傳統，同西方工業文明中的創新、進取精神結合起來，創造出一種新型的中國實業家精神，並嫻熟地運用於各項事業之中。
論其功業，可以用三句話來概括：作為中國曆史上最特殊的狀元，他開創了一條由封建士子“學而優則仕”轉化為近代知識分子通過實業教育救國的新路；作為中國近代化的早期開拓者，他是晚清社會中具有理想主義色彩的實業先驅的一個標本；作為出色的實業家，他摸索出一條以城市為龍頭、農村為基地、農工商協調、產學研結合的南通模式。1922年，在北京、上海報紙舉辦的民意測驗中，投票選舉“最景仰之成功人物”，張謇獲得票數最高。而其成功要素，前人認為：一曰純潔，二曰創造性，三曰遠見，四曰毅力。
說到失敗，張謇同任何成功人物一樣，在其奮鬥曆程中總是難免的。而處於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的特殊環境下的民族工業，麵對外國資本的衝擊，生存艱難甚至終被吞並，本屬常事。其價值在於創辟了一條新路，提供了可貴的標本、模式，在於進行了成功的實驗。盡管在當時的條件下有些事業遭受挫折，卻仍可以“耀後世而垂無窮”。正如錢穆所言：“人能在失敗時代中有其成功，這才是大成功。在失敗時代中有其成功，故能引起將來曆史上之更成功。”
當然，張謇並非完人。我們肯定其事業之成功，絕不意味著他在各個方麵都完美無缺。他勇立潮頭，呼喚變革，卻害怕民眾革命；他為實現強國之夢而苦鬥終生，但直到撒手紅塵，對於這條新路究竟應該何所取徑，也似明實暗。由於時代的局限性，他的思想、見地，並沒有跳出近代民主主義的藩籬。在曆史人物中，這種功業在前，而政見、主張相對滯後的現象，是常有的。
作為一個智者，張謇頗有自知之明。晚年，他在南通中等以上學校聯合運動會上，作過一次演講。他說：“謇營南通實業教育二十餘年，實業教育，大端粗具”；“言乎穩固，言乎完備，言乎發展，言乎立足於千百餘縣而無懼，則未也未也”。“實業教育，大端粗具”，說得恰如其分。而“完備、發展”，就任何前進中的事物來說，都不能遽加肯定。這不等於承認失敗，也並非謙卑自抑，恰恰反映出他的嚴謹的科學態度。與此相照應，他在生壙墓門上曾自撰一副對聯：“即此粗完一生事，會須身伴五山靈。”回首平生，他還是比較愜意的：一生事業已經大體完成，死無憾矣；現在到了回歸自然、與秀美的五山長相依伴的時刻。
一位史學家曾經說過：“張謇與南通這兩個名字已經緊緊聯結在一起。在中國近代史上，我們很難發現另外一個人在另外一個縣辦成這麼多事業，產生這麼深遠的影響。”是呀，先生“五山歸臥”已經過去八十五個年頭了。可是，無論是走進工廠、車間，放眼當年圍墾的糧田、草場，還是置身於他所創辦的大中小學；無論是潛心瀏覽於博物苑、圖書館，賞藝於電影院、更俗劇場，還是在濠河岸邊、五公園裏悠然閑步，都會從親炙前賢遺澤、享受他所創造的成果中，感受到張謇的永生長在。先生的事業立足於通海，而他的思想、抱負卻是麵向整個中國，他是整個中華民族的驕傲。借用古人的話：“乃邦家之光，非閭裏之榮也。”
近年來，我曾兩入南通，一進海門，看到過張謇生前在各個場合的留影，還有數不勝數的畫像、繡像、塑像。他那粗茁的濃眉，智慧的前額，飽含著憂患的深邃目光，留給我難以忘懷的印象。麵對著書刊上、廣場上、影視中張謇的形象，我喜歡作無盡的聯翩遐想。這樣，就有一幅飽涵詩性的畫麵成形於腦際，浮現在眼前—
一個霜月淒寒的拂曉，在崎嶇、曲折的徑路上，一位年過古稀的老人，踽踽獨行。看上去，既沒有“踏遍青山人未老”的革命家的豪邁，也缺乏詩人“杖藜徐步過橋東”的閑適與瀟灑，又不見一般年邁之人身軀傴僂、遲回難進的衰颯之氣，而是挺著腰身，邁著穩健的步子，向著前方堅定地走去，身後留下了兩行清晰的腳印。
既然叫一幅畫，就總得起個名字，那就題作《寒夜早行人》吧。
（201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