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決定意識。在晚清封閉的社會裏，他沒有進過新學堂，沒有出國留學過，一生大部時間侷處通海一隅；那麼，他的新思想、新思路、新眼光，是怎麼形成的？
—封建士人的文化心理結構，是老成持重，“不為天下先”，重性理而輕經濟，尚虛文而不務實際，而張謇不僅勇開新路，並且腳踏實地，始終專注於經世致用，這又是怎麼養成的？
那天，我們到海門市疊石橋參觀，這裏是中國最大的繡品市場。沈壽園裏，繡女們在全神貫注地穿針引線。我驚喜地發現，一位女工正在繡著張謇的大幅肖像。在盛讚其精美絕倫的繡功的同時，我凝神靜睇張公的眼睛。記得他曾說過：“一個人辦一縣事，要有一省的眼光；辦一省事，要有一國之眼光；辦一國事，要有世界的眼光。”為此，我想透過繡品，尋索他的眼光，進而搜求某些答案。可是，看來看去，也並未發現有什麼特異之處。原來，目光、眼力也好，視野也好，說到底，都是一個識見問題。有了超凡的識見，才會有超常的智慧、勇氣與毅力。
世間種種看似神秘莫測的東西，其實，它的背後總是有規律可循的。即以人生道路抉擇、人的種種作為來說，那個所謂的“冥冥之中看不見的手”，往往植根於自身素質、社會環境、文化教養、人生閱曆諸多方麵，並以氣質、個性、文化心理結構形式，製約著一個人的進退行止，影響著人生的外在遭遇。
張謇出生於江海交彙的海門。這裏天高地迥，望眼無邊，視野極為開闊。而居民均為客籍，來自江南各地。江南為吳文化區域，是東西方文化彙接的前沿地帶，盡得風氣之先。這些移民原本就思想比較開放，具有一定的市場觀念、商品意識；而移居到“江海門戶”，沙洲江岸的時漲時坍，耕田方位的時北時南，生涯變換，禍福無常，更增強了憂患意識和頑強拚搏精神，練就了善於謀生、勇於自立的本領。這些特征，在張謇父親的身上都有所體現。兒子四歲時，他就送進私塾，延聘名師調教，激勵其刻苦向學，成材高就；但他又有別於一般世家長輩，十分通達世務，曉暢經營之道，看重經世致用，誡勉兒子注重接觸實際，力戒空談，經常參加一些農田勞作與建築雜活，使“知稼穡之艱難”。人是環境的產物。張謇從小就浸染在這種社會環境中，又兼乃父的耳提麵命，身教言傳，為他日後養成開拓的意識、堅毅的性格、務實的精神，進而成為出色的實業家，打下了堅實基礎。
張謇從小就堅強自信。一次隨祖父外出，過小河時，不慎跌落橋下。祖父驚駭中要下水把他拉起，他卻堅持自己爬上岸。說是“要自己救自己”。一天，塾師的老友來訪，見天色轉暗，便順手燃起紅燭。客人見張謇在側，有意考考他的文才，遂以紅燭為題，令他以最少的字作答。張謇隨口說出：“身居台角，光照四方。”還有一次，塾師正在給張謇講書，見門外有騎白馬者經過，便即興出句，“人騎白馬門前過”；張謇對曰：“我踏金鼇海上來。”看得出他自小就誌存高遠，吐屬不凡。
在求知請益、讀書進學方麵，張謇也有其獨特的悟性。他熟諳經史，卻不肯迂腐地拘守章句，而是從中攝取有益養分，擇善而從。傳統文化價值體係中，有些合理內核是可以超越時代，成為現代精神資源的。比如，儒家所崇尚的以天下為己任、關心民族興亡的強烈社會責任感，就在張謇身上深深紮下了根。在他看來，儒學本身，作為一種文化積澱，也在不斷地進行自我調適以應世變之需。因而對於孔孟的“義利之辨”，他便加以揚棄與改造，提出“言商仍向儒”的新思路—從一開始，便著眼於國計民生，堅持誠信自律的倫理道德和取之於民、用之於民的返本回饋思想，超越一般唯利是圖的市井商賈，而成為追求社會整體效益的新型實業家的前驅。張謇特別鄙視傳統士人脫離實際、徒尚空談的積弊：“日誦千言，終身不盡，人人騖此，誰與謀生？”主張“學必期於用，用必適於地”。在一次鄉試答卷中，他援引聖人的實踐以闡明自己的思想，說，“孔子抱經綸萬物之才”、“裕覆育群生之量”，亦嚐為委吏、乘田之猥瑣賤事，而且，務求將會計、牛羊管好，“奉職唯稱”，做“立人任事之楷模”。而這一切，都為他毅然勇闖新途提供了道義依據。
在人生道路抉擇中，有三個重要關節點對張謇影響至大。概括起來，是敞開了一扇門—實力報國之門；堵塞了兩條路—科舉與仕進之路。
張謇走出國門，前後不過三次。有兩次是分別參加日、美博覽會；就中以光緒八年（1882年）隨吳長慶赴朝參戰，磨煉最多，獲益最大。當時他二十九歲。起因是清朝的藩屬朝鮮爆發了反抗封建勢力和日本侵略者的“壬午兵變”，日駐韓公使館被燒，日本借機出兵幹預。吳長慶麾下的慶軍，奉命援護朝鮮，張謇以幕僚身份隨行，“畫理前敵軍事”。處此列強相互爭奪的遠東焦點，他在近四十天時間裏，通過與朝鮮、日本眾多官員、學者交流政見，切磋時局，增廣了見聞，彌補了舊有知識的缺陷，形成了納國事於世界全局的嶄新視野。特別是了解到日本明治維新全麵進行社會改革，“殖產興業”、“富國強兵”的經驗，在國內洋務派一意趨騖西方“利器”、“師敵長技”之外，找到一條全新的路徑，使認識高度進入一個新的層次。
光緒二十年（1894年），對於張謇來說，是極不尋常的一年，可說是人生道路的分水嶺。他從十六歲考中秀才，後經五次鄉試，均名落孫山；直到三十三歲才有幸中舉。但此後四次參加會試，盡遭失敗。至此，他已心誌全灰，絕意科場。這次，因慈禧太後六十壽辰設恩科會試，他本無意參加，但禁不住父親和師友的勸進，才硬著頭皮應試。狀元及第，竟於意外得之。當師友們歡慶他“龍門魚躍”時，他卻無論如何也興奮不起來。他沒齒難忘：科舉之路上二十六載的蹉跌顛躓；累計一百二十晝夜“場屋生涯”的痛苦煎熬—那時的考棚窄小不堪，日間弓身書寫，夜裏踡伏而臥，炊茶煮飯，全在於此。“況複蚊蚋膚，熏蒸烈日。巷尾有廁所，近廁號者臭氣尤不可耐”。日夜寢饋其間，導致經常傷風、咳嗽、發燒以至咯血。且不說科舉製、八股文如何摧殘人才、禁錮思想，單是這令人不寒而栗的切身感受，已使他深惡痛絕，從而堅定了創辦新式學堂、推廣現代教育的信念。
幾個月後，中日甲午戰爭爆發。在“蕞爾小國”麵前，“泱泱華夏”竟然不堪一擊，遭致慘敗，隨後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深重的民族危機，使他驚悚、覺醒，改弦更張，走上了一條全新道路。他對晚清積貧積弱的根源作如下剖析：中國之病，“不在怯弱而在散暗。散則力不聚而弱見，暗則識不足而怯見。識不足由於教育未廣，力不聚由於實業未充”；“國威喪削，有識蒙垢，乃知普及教育之不可以已”。於是，毅然決定拋開仕途，走實業、教育興國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