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夜早行人
一
“吾於近人，獨服曾文正。”這是一位大人物年輕時說的一句話。這裏的“近人”有特定時限，既非泛指古人，也並不涵蓋時人。時間過去近百年了，如果依照這個時代範圍，站在今天的角度，認定我所拳拳服膺者，倒是覺得略晚於曾公的張謇，堪當勝選。套用前麵的句式，就是說：“吾於近人，頗服張謇。”
其實，表述一己的觀點，說“獨服張謇”亦無不可。隻是考慮到，知人論世，評價曆史人物，有一個視角選擇問題，亦即看問題的角度。角度不同，結論會隨之而異。參天大樹與發達的根係，九層之台與奠基的壘土，孰重孰輕，視其著眼於功用抑或著眼於基礎而定。而且，評判標準往往因時移易。前人有言，品鑒人物不能脫離“一時代之透視線”；“一時代之透視線”變化了，則人物之價值亦會因之而變化。看來，涉及這類主觀色彩甚濃的事，還是避免絕對化，留有餘地為好。
既然說到曾國藩了，那麼，我們就來研索一下：論者當時所“獨服”的是什麼。叩其主要依據，不外乎在近代中國他是唯一真正探得“大本大源”，達致超凡入聖的人物；“世之不朽者有辦事之人，有傳教之人”，曾公乃“辦事而兼傳教之人也”—也就是傳統上說的立功而兼立德、立言；實質上，亦即曾公所畢生追求的“內聖外王”的人生境界。
在晚清濁世中，曾公誠然是一位不同凡俗的佼佼者，堪資令人歎服之處多多，僅其知人善任、識拔人才一端，並世當無出其右者。但也毋庸諱言，他的頭上確也罩滿聲聞過實的炫目虛光，堪稱是被後人“聖化”以至“神化”的一個典型。泛泛而言“道德文章冠冕一代”，固無不可；如果細加檢索，就會發現，他的精神底蘊仍是恪守宋儒“義理之學”的型範，致力於正心誠意、修身養性，克己省複、困知勉行，以期達到自我完善，成為聖者、完人。說開了，就是塑造一尊中國封建社會夕暉殘照中最後的精神偶像。誌趣不可謂不高，期待視閾也十分宏闊。可是，即便是如願以償，終究是個人的事；到頭來又何補於水深火熱中的蒼生？何益於命懸一線的艱危國運？至於功業，舉其犖犖大端，當屬“收拾洪楊一役，完滿無缺”。這又怎樣？無非是使大清王朝“延喘”一時，挽狂瀾於既倒罷了。
再說張謇。觀其抱負，實不甚高：“天之生人也，與草木無異，若遺留一二有用事業，與草木同生，即不與草木同腐。”沒有什麼“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經天緯地、驚天動地之誌，不過是“不與草木同腐”而已。當然，對於大多數人來說，做到這一點，也絕非易事。
張公活了七十三歲。前半生顛撲蹉跌於科舉路上；狀元及第之後，做出重大抉擇—毅然舍棄翎頂輝煌、翰林清望，拋開傳統仕途，轉過身來創辦實業。用他自己的話說：“願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不願居八命九命可恥之官。”他確立了“父教育而母實業”的發展思路，先後創辦了二十多個企業，涉及紡織、印染、印刷、造紙、火柴、肥皂、電力、鹽業、墾牧、蠶桑、油料、麵粉、電話、航運、碼頭、銀行、房產、旅館等多種行業，涵蓋了輕重工業、銀行金融、運輸通信、貿易服務等門類。看得出，他所說的“實業”，大體相當於今天的第一、二、三產業。在他所興辦的三百七十多所學校中，中小學之外，重點是師範教育、職業教育（包括師範、女子師範和農業、醫務、紡織、鐵路、商船、河海工程等）；同時創建了工科大學、南洋大學，並積極支持同道創辦複旦學院，將醫、紡、農三個專科學校合並為以後的南通大學，還聯合教育界一些知名人士，醞釀高師改為大學，東南大學因而正式成立。他的設想，是“師範啟其塞，小學導其源，中學正其流，專門別其派，大學會其歸”，從而創建了從學前教育的幼稚園到中小學直至高校，從普通教育到職業教育、特種教育、社會教育，形成一個門類齊全的完整的現代教育體係。
興辦規模如此宏闊的實業、教育，顯示出他的遠大抱負與驚人氣魄；而在中國近代化進程中，篳路藍縷，勇為人先，進行大量開創性的探索，則凸顯了他的卓絕識見與超前意識。實業方麵，他成功地摸索出“大生模式”，推進了中國近代企業股份製，最早創辦了大型農墾公司和企業集團；教育文化建設中，他所興辦的博物館、師範學校、女子師範學校、刺繡藝術館、新式劇院、戲劇學校、盲啞學校以及氣象台等，都是在全國首開先河。他在創建圖書館、伶人學會、更俗劇場和多處公園、體育場的同時，還將目光和精力投向弱勢群體，興辦了養老院、育嬰堂、殘廢院、盲啞學校、貧民工廠、棲流所、濟良所等一大批慈善事業。而無論是辦實業、興文教、搞慈善，全都著眼於國計民生，為的是改造社會，提高國民素質。
思想理論建樹，有所謂“照著說”與“接著說”的差別。前者體現傳承關係，比之於建築，就是在固有的樓台上添磚加瓦；後者既重視傳統，更著眼於創新、發展，致力於重起樓台，另搭爐灶。張謇作為開創型的實踐家，當屬於後一類。兩類人物，各有所長，缺一不可。但從曆史學的角度，後人推崇某一個人，總是既考察其做了何等有益社會、造福群黎之事，更特別看重他比前人提供了哪些新的東西。我說“頗服張謇”，其因蓋出於此。
二
如果說，曾公的言行舉止，與其所遇時代、所處社會、所受教育完全統一、若合符契的話；那麼，張公則在許多方麵恰相背離，甚至截然相反。為此，人們總是覺得，這位“狀元實業家”身上充滿了謎團、悖論，從而提出大量疑難問題：
—張謇四歲至二十歲，從名師多人，讀聖賢之書，習周孔之禮，可說是渾身上下，徹頭徹尾，浸透了正統的儒家血脈。那麼，就是這樣一個由封建社會按照固有模式陶熔範鑄的中堅分子，怎麼竟會走上一條完全背離傳統仕途的全新道路？豈不真的應了那句俗話：“種下的是龍種，收獲的是跳蚤！”
—明清兩朝製度，非進士出身不得入翰林，非翰林出身不得做宰相。而曆經千辛萬苦終於攀上科舉製金字塔頂尖、獲授翰林院修撰的狀元郎張謇，距離相府、天樞已經“近在咫尺”；可是，他卻棄之如敝屣，意外轉身，掉頭不顧，追逐“末業”，從“四民”之首滑向“四民”之末，究竟是為了什麼？
—傳統士人的思維模式，是每在行動之前，必須為自己尋求某種道義上的依據。那麼，張謇走上這條新路的道義依據是什麼？或者說，是什麼理想追求賦予他以超常的勇氣和動力，使他突破“學而優則仕”的陳舊格局，擺脫重道義而輕功利的價值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