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入世態度和行為方式，不僅熏陶著上流社會的文臣武將、碩儒名流，也激勵著世俗風塵中的豪傑義士、劍客遊俠。魯迅先生說過，孔子之徒為儒，墨子之徒為俠。作為墨派的孑遺，遊俠家奉行一種積極入世精神，具有中國傳統倫理中令人感奮和讚譽的古典英雄主義品格。在道德理想方麵，他們崇尚氣節，知恩圖報，疏財仗義，除暴安良，重信諾，輕死生，為救人之危可以赴湯蹈火，死不還踵。
他們和儒家的主張有些相似，勇於進取，力行不倦，知其不可而為之，著眼於調節人與人的關係；這同以老莊思想為代表的道家，主張虛靜無為，崇尚自然，著眼於調節人與自然的關係，各有旨歸，各異其趣。無論是從社會屬性、社會功能上，還是從人生角色的標誌及其追逐的最終目標上來考察，都是劃然不同，甚至尖銳對立的。
應該承認，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盡管儒家文化長期以來一直占居主宰地位，但是，中國文化從來都不是一色清純的單維存在。道家文化在人生與藝術的天地中，始終與儒家文化爭奇鬥異，各領風騷，在鑄造民族氣質、精神、性格和模塑人的思維方式、智力結構、文化心態方麵，各有其不可代替的作用。
更為有趣的是，儒、道這兩種角色體係，雖然迥然不同，卻並非互不相容和徹底分裂的，二者經常出現相反相成的互補現象。前者是封建士子入世之理想、行為的規範；後者則是他們失意時尋求心理平衡的妙方。避世與用世的對立統一，正是中國文人的典型心理結構。它們作為兩種人格麵具，常常因時因地交替使用，互換位置。在封建士子看來，實現二者的統一，亦即獲得進退、出處的互補，才體現了人生的完美、精神的滿足。
如果說，儒家“兼濟天下”的宏偉抱負，鑄造了封建士子的使命感和憂患意識，因而執著、熱切地追逐“為王者師”、“獻經綸策”的人生極致；那麼，道家出世的隱逸心態，則使他們在“苟全性命於亂世”的時候，能夠見幾知命，急流勇退，安頓下一顆無奈的雄心。
四
我覺得，積極進取與避退消沉這兩種心態的形成，或者說這兩種價值觀的建構，無論達官顯宦還是學者文人，甚至包括普通民眾，都和年齡、閱曆、處境有很大關係。我的父親便是一個例子。
在他年輕時，“社會的自我”占主導地位，時時追求他人的注意與重視，看重地位和榮譽，很愛打抱不平、管閑事，任俠尚武，輕財重義；迨至後來年華老大，家道淩夷，幾個親人先後謝世，自己也半生潦倒，一變而為心灰意冷，“心理的自我”便占居了優勢，頓有看破紅塵之感，由關注外間世務變為注重內心修養，尋求精神上的寄托，由熱心人事轉向寄情山水，所讀詩書也多是蒼涼、失意之作。
記得，那時他最喜歡吟誦的，都是“時平壯士無功老，鄉遠征人有夢歸”，“眾中論事歸多悔，醉後題詩醒已忘”（陸遊），“絕頂樓台人散後，滿堂袍笏戲闌時”（趙翼）之類消沉、悲慨的詩句。
父親對我說過，他每次回大名故裏，路經邯鄲，總要到黃粱夢村的呂翁祠去轉一轉。他還講，康熙年間，有個書生名叫陳潢，有才無運，半生潦倒，這天來到呂翁祠，帶著滿腔牢騷，半開玩笑地寫了一首七絕：
四十年來公與侯，雖然是夢也風流。
我今落拓邯鄲道，要向仙人借枕頭。
後來，這首詩被河督靳輔看到了，很欣賞他的才氣，便請他出來參讚河務。陳生和盧生有類似的經曆，隻是命運更慘，最後因事入獄，一病不起。說到這裏，父親讀了一首自己唱和陳潢的詩：
不羨王公不羨侯，耕田鑿井自風流。
昂頭信步邯鄲道，恥向仙人借枕頭。
吟罷，他又補充一句：“還是阮籍說的實在，‘布衣可終身，寵祿豈足賴’呀！”
“文革”時期，他曾對我說過：“有些人確實把個人的名利得失、榮辱升沉看得過重，而不能超然自拔。如果他們能夠讀一點莊子，理解‘不為軒冕肆誌，不為窮約趨俗，其樂彼與此同’的道理，就會把浮名浮利這些身外之物看得淡一些、輕一些，就可以減去許多無謂的煩惱。”這些，當然都是他在晚年的悟道之言。
魯迅先生在《過客》中有一段非常警辟的描述，當過客問到“前麵是怎麼一個所在”時，七十歲的老翁答複是：“墳場”；而十歲的小女孩卻說：“不，不，不的。那裏有許多野百合，野薔薇。”這時，過客昂首西顧，仿佛微笑，說道：“不錯。那些地方有許多許多野百合，野薔薇，我也常常去玩過，去看過的。但是，那是墳。”
應該說，老翁和小孩講的都對，但都隻是強調了一個側麵。之所以各執一詞，是因為女孩正值生命的春天，含苞待放，內心一片光明，充滿蓬蓬勃勃的生機，因而注意的是鮮花簇簇；而老翁已進入暮年，一切人生的追求都被沉重的生活負擔和波驚浪詭的蹭蹬世路所消磨，正所謂“五欲已消諸念息，世間無物可拘牽”，所以，注目的不過是墳場一片。這是從不同的主觀條件對相同的外界環境所作出的截然對立的反應。
（199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