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首先想到的是做官之道，或者文雅一點，稱做為政通則。一般來說，對為政者的評說，大體上分三個層次：一是名位，包括職級、地位、名分，亦即古人所說的“功名”，屬於表象的淺層次；二是勳業，泛指勳勞、功業、建樹、奉獻，這就又深入一層了；三是德政，這裏不僅包括功業、作為，還要看其人的思想、品格、德行、風範，這就進入了道德倫理、價值判斷的深層次。
聯係到八卦城的建設，無疑應該劃入勳勞、功業的範疇。無分古今中外，評價一個為政者，像作家看作品、農民種地看收成一樣，一例都是非常看重的。走筆至此，我忽然聯想到四川成都的武侯祠。它原本是蜀漢先主劉備的祠廟，裏麵有劉備的墳墓—惠陵，門樓之上高懸著“漢昭烈廟”四個金字匾額。按照中國封建傳統的綱常倫理，按照“君為臣綱”的政治邏輯，自當以君王為正統、為依歸；可是，千百年來，老百姓卻一貫以“武侯祠”稱之。個中奧秘所在，國民黨元老鄒魯的一首詩，闡釋得至為清楚：“門額大書昭烈廟，世人都道武侯祠。由來名位輸勳業，丞相功高百代思。”就是說，由於諸葛武侯功高蓋世，他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威望大大超過了皇帝劉備，以致人們根本不顧及君尊臣卑的封建禮儀和這座祠廟本來的屬性了。與此相似，在桓仁縣，其他官員，人們淡忘如遺，唯獨對首任知縣章樾情有獨鍾，永誌不忘，就是因為他給百姓、為社會作出了突出貢獻。
那麼，問題就出來了。同樣是籌劃、督建八卦城，為什麼當地民眾對邱宗浚卻諱言其勳勞呢？顯然，這和他的德行有虧、政聲不佳、口碑惡劣有直接關聯。這在曆史上絕非僅見的個例。對於所謂“建功立業”，不要說封建帝王的窮兵黷武、戰勝攻取，老百姓嗤之以鼻；即便是做了一些有益於社會的事，比如修建八卦城之類的善舉，隻要你品格齷齪，大節有虧，愛憎分明的老百姓也一概不買你的賬；更不要說那些漢奸、賣國賊，魔王、惡棍了。現在，爭名人故裏成風，甚至連夜郎縣都有人搶著要；唯獨秦檜的故裏—南京附近的樺墅，卻安然穩坐，從來沒有人爭。乾隆年間，與秦檜同姓的翰林院修撰秦澗泉，參拜嶽飛墓時，題寫了一副對聯：“人從宋後羞名檜，我到墳前愧姓秦”，反映了廣大士民的心聲。原外交部長李肇星1965年第一次去德國，他問當地人怎麼看希特勒，德國人說：他不是我們德國人，是奧地利人。後來李肇星去奧地利訪問，同奧地利人交談，他們又說希特勒是德國人。李肇星聽了感慨重重，最後得出一個結論—最好是當好人，當好人的好處是老鄉多、朋友多。
在這方麵，我也有切身體會。那年，我到遼北地區的開原市調研。閑談中，他們自豪地向我介紹本地的曆代名人，從遼代的耶律留哥到後金名將佟養性，清代創建銀岡書院的郝浴，現代著名民主人士高崇民，最後數到紅遍全國的“笑星”趙本山，不下二三十人。我問：“怎麼沒說盛世才啊？他不是你們靠山鎮盛家屯的嗎？”他們連說：“我們不要他，我們不要他。”看得出來，在幾千年的中華文化傳統中，評價那些為政者，名位也好，勳業也好，人們最終看重的還是做人，還是德行、品格與思想。這是鐵麵無私的曆史的抉擇。
當然，從唯物史觀來看，作為客觀存在的勞動者的創造物，無論其為德政下，還是虐政下產生的八卦城，總是以其不朽的文化價值或者實用價值昭然展現在世人麵前，不會因為它們的籌建者的是非功過、“德”與“非德”，以及當日血淚交迸的創造過程，而招致損毀，消光蝕彩。古史《魏書》有馮熙傳，記載他為洛州刺史時，為政並不仁厚，卻虔信佛法，自出家財，在各個州、鎮修建佛塔，多達七十二處；而這些塔寺大多建築在高山秀阜之上，運輸材料艱難，施工條件惡劣，造成民工與耕牛大量傷亡。有的僧人加以勸止，而馮大人卻說：“別看現在怎樣艱難，等到工程告竣之後，人們所見到的隻是佛塔，又有誰知道民工、耕牛大量死亡呢？”就此，清代詩人趙翼有詩雲：“運石飛磚造塔忙，馮熙計慮亦深長。塔成但見高千尺，誰見人牛死道旁！”
當代學者陳先達從曆史與現實的差異和異化勞動的兩麵性的角度，對此類社會現象做過精辟的分析：“曆史與現實不完全相同。人們遊覽金字塔，讚歎古埃及人的創造力，但並不介意有多少萬奴隸以生命的代價創造了這個奇跡。同樣，人們參觀長城、十三陵以及北海、頤和園，決不會想到這是多少勞動者的血和淚。曆史留給後人的是成果而不是創造過程，是創造性的輝煌，而不是輝煌背後的血淚。因為曆史已經逝去了，而永存的是人的創造力。盡管異化勞動是非人的，但異化勞動的成果卻可以是動人的。這是審美價值和曆史史實的重大區別。”
（201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