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信文緣是苦緣
我對繆斯的鍾情，可以追溯到幼年就讀私塾和進入初中之後。就是說，從讀過了《詩經》、《史記》、《古文觀止》和魯迅、冰心、朱自清的散文之後，就已經開始了。當然，讀書還不等於創作，它們之間有密切聯係，但畢竟是兩碼事。
我沒有新中國許多同輩作家和一些文學新秀那樣幸運，有機會上文學講習所、北大的作家班，或者創作伊始就能得到知名作家、文學編輯的指教與培植。我走上創作之路，純粹是靠著獨自的摸索、磨煉，所以，常有悟道太遲、事倍功半之歎。我們這一代人，實在是耽誤得太多、荒廢得太久了！
50年代末，我在縣裏工作，一個偶然機會，結識了一家報社的一位駐縣記者，有時間我們就在一起談論有關文學創作的事。他見我文學功底比較深厚，又有較好的生活積累、澎湃的創作激情，便鼓勵我從事小說、散文創作，並答應帶回去送給副刊發表。這對於一個僻處縣城、孤陋寡聞、“兩眼一抹黑”的愛好文學的青年來說，確是難得的機遇。
於是，我就嚐試著以散文、小說的形式，描繪農村的新生活，抒寫自身的獨特感受，先後寫了《綠了沙原》、《插在貨郎擔上的一束鮮花》、《紅粱賦》、《春夜》等四五篇作品，居然都連續見報了，而且，據說反映不錯，這給了我莫大的鼓舞。當時，雖然嘴裏沒有冒出“文豪賦客寧有種乎！”那類狂言壯語，但悠悠乎、飄飄然的心態還是有的。
天遂人願。不久，這家報社發來了調令，要調我去做農村部的記者。其時，正值1962年春節後的雪消冰泮時節。因為隔著一條大河，當時又沒有修橋，報社批準我，河川解凍、通航之後再去上班，但我等不得，硬是帶上行李，搭乘火車，繞經省城前去報到。一路上，我認真盤算著怎樣采訪新聞，如何深入農村，怎樣同基層幹部交朋友，想到要買一輛輕便的自行車和一件雨衣。
可是，出乎意料的是，進了市委大院，到宣傳部報到時，部長竟親筆在我的調令上批了“我的意見，讓他去編文藝副刊”的話。我暗自思忖，這可能同那幾篇文章的見報有直接聯係。來到了報社，同樣獲得了上下的青睞。總編輯自然尊重宣傳部長的意見，這樣，我便開始了四年多副刊編輯的生涯。
這段經曆，對我日後登上文學創作之舟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我感觸最深的是，這裏有一種鼓勵人成才、上進的氛圍。總編輯在大會上公開地號召，要立誌當名家，要敢於出頭、冒尖。他說，有人講，不想當元帥的不是一個好士兵；同樣，不想當名記者、名編輯的，也絕不是一個合格的報人。這番話，對我來說，不啻空穀足音，晴天炸雷。
因為過去在我所供職的單位，漫說公開講這種話，即便私下議論，也是絕對不可以的。在那個年月，哪個敢冒“走白專道路”的大不韙呢！那裏是“武大郎開店”，我不行你比我更不行才好。一次，我給《中國青年報》寫一篇散文，編輯部準備采用，發信給所在單位了解作者情況。這一下可翻了天。主管文秘的是個女同誌，不敢做主，便把公函送給了“頭頭”，“頭頭”不但把信壓下，還在大會上不點名地批評，“有的人名利思想嚴重，隻專不紅，不務正業，種了人家的地荒了自家的田”，一連串甩出三頂大帽子，實實地扣在我的小腦袋上。大家都知道指的是我。反正也就這樣了，此後，我倒大大方方地往外投稿，但心頭卻像墜著一塊沉鉛，總有一種壓抑感，又像幹下了什麼見不得人的錯事，覺得抬不起頭來。調到這個報社之後，總算把它消釋了。
副刊編輯這個崗位，使我有條件接觸到當地數得上的一些文藝界、學術界的名流，結識了許多文友，無論是孔子說的“以文會友”，還是莊子談的“乘物以遊心”，都有了著落。由於整天生活在文學的圈子裏，顯著地增強了創作意識，“蓬生麻中，不扶自直”，大家相競而生，互爭雄長，想偷懶也不成，這種良好的學術氛圍頗有益於人才的成長。
不久，由總編輯創議，以北京晚報的《燕山夜話》為榜樣，在副刊版上開設了一個專欄，每天發一篇雜文、隨筆，基本上由編輯人員包攬。這樣，寫出作品來不愁沒有地方發表，隻怕你江郎才滯拿不出東西，可說是“海闊憑魚躍，天高任鳥飛”。加之，每期版麵上都有一些補白和隨感式的言論，要靠編者待稿子湊齊之後即興撰寫，這種短平快的“點睛之筆”，時間緊，要求高，最能鍛煉筆頭子。本事往往是逼出來的，逼的次數一多，“鴨子”慢慢也就學會上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