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部裏人才濟濟，素有“四大金剛”、“八元”、“八愷”之譽；單是副刊編輯，除我之外還有一老一新，各有“應手家夥”，“三人同行，我師在焉”。再就是向書本學習。編副刊有機會披覽各種報紙，閱讀各類文學作品，觀摩內部放映的影片；而且，編別人的文章，本身就是一種學習與借鑒。
這裏，值得大書一筆的是當時的評報活動。編輯部向例：本報重要稿件發排後，先打出小樣交各組討論，大家盡情修改，作者為誰，不遑計也。每天上班後，第一件事便是評議當天出版的本報，往往一張報紙畫得朱墨琳琅，而且，常有不同意見交鋒，氣氛十分熱烈。讀報、評報，就是很好的學習過程。當時我曾寫過兩首小詩，以紀其盛：
史筆千秋重是非，無須曲意定依違，
摘疵辨誤揮朱墨，不管文章屬阿誰。
編采由來問輿情，每從議報見分明。
阿儂不是初笄女，頭腳人前任品評。
我還寫過一首《聽課》的詩：
晝采新聞夜拜師，青燈課讀似兒時。
蘇洵發憤年同我，學海揚帆未覺遲。
為了幫助編采人員開闊文學視野，提高寫作能力，報社特意從高校聘請專家學者前來講授古文，開辦外國文學講座，當時聽課者頗多，甚至包括市委機關的一些幹部。予年二十七，故有“蘇洵發憤”之喻。
正是這種環境培植了我的勤於動筆、敏於思考的習慣。在盡力參與辦好自家報紙的前提下，我幾乎攫取了一切業餘時間，為各地文學報刊撰稿。也就這樣，縱身躍上了文學創作之舟，至今還在上麵晃蕩著。
當時寫了一首七絕，以抒懷紀感：
於斯初上繆思船，史海文淵結厚緣。
短棹一揮人去也，燈遙岸闊任浮潛。
誰知，盛筵易散，好景不長，“文化大革命”的狂潮把這一切都衝毀得七零八落。首先是總編輯被作為“三家村”黑店的代理人揪出批鬥，緊接著，我們這幾個所謂“四梁八柱”的黑爪牙，也進了牛棚。在批判《燕山夜話》的大會上，報社造反派紮了個紙人，身上用墨筆寫上“鄧拓”的名字，並打了個大“×”，我們幾個人由總編輯領頭，披著紙糊的孝衫，站在兩旁，被勒令交代與北京黑主子的關係，開辦反黨專欄的罪惡意圖。講不清楚，就拳棒交加，一站就是一天，晚上腿腫得連床都爬不上去。
主持批鬥會的，乃是當年因為胸無點墨、不學無術而又妄自尊大、不肯學習，曾遭到總編輯嚴厲批評的一個編輯組長。戲曲裏有個“張五可”，他的外號叫“張三渴”，來源於老師講授《曹劌論戰》，由他領讀，他把“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的“竭”讀成了“渴”。弄得滿場哄堂大笑，從此，他就獲得了這個外號。總編輯嫌他給報社丟臉麵，立逼他坐下來三天，學字典，讀古文；還在全體編采人員大會上點名批評，引為鑒戒。這口惡氣一直出不來，“文化大革命”給了他報複的機會。他用加厚的鐵板特意做了一個大牌子，穿上兩根細鐵絲，掛在總編輯的脖子上，頭一天就勒出了血口子。
我寫過一篇《鏡子上麵有文章》的雜文，裏麵引了唐人劉禹錫的五言詩《昏鏡詞》。詩的前麵有個小引，說磨鏡工人擺出十麵鏡子出售，其中隻有一枚明澈，其餘全是昏暗的。鏡工解釋說，不是我的製鏡手藝低劣，乃是為了適應世人的心理需要而有意這樣做的：凡是來買鏡子的都要照一照，麵目姣好的自然喜歡明鏡，但這樣的人極少，僅占十分之一吧？而陋貌衰顏者都喜歡模糊的鏡子。詩的主旨是諷刺那些護短自欺、文過飾非的人。
按說，這類人於己於人於社會都無可取，刺他一下也是應該的。可是，卻被造反派誣為“反黨反社會主義，汙蔑現實，給新時代抹黑”。無論怎麼檢討，橫豎過不了關。
後來，鬥爭對象重點轉移到“走資派”了，我們這些“黑筆杆子”、“反動文人”，才被當作“死狗”擱置在一旁。群眾造反組織自然沒有資格加入，最後被分別送到工廠勞動改造。於是，我在一家紡織廠，天天去跟著女工學習接線頭。也倒好，下班後我又可以看書了。燈下，偷偷地寫下了一首七絕：
始信文緣是苦緣，青燈孤影鮮清歡。
為伊消得人憔悴，無悔無尤對逝川。
（199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