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載相交如水淡
在東方出版中心成立三十周年之際，我憶起了與之十載交接的過程。
也許是偏愛吧，在我的幾代書櫥裏，“上海版”的圖書竟然占據了相當大的空間。尤其是東方出版中心，買書、讀書之外，1998年以來，我還有幸成為它的作者。記得我們的交往始於一份約稿函。當時他們正在策劃編印一套文化散文叢書，我是其中的作者之一。關於這部書稿，我有這樣一個設想：通過詩、思、史的結合，使文學的青春笑靨給冷峻、莊嚴的曆史老人帶來生機、美感與激情；而閱盡滄桑的史眼，又使文學倩女獲取晨鍾暮鼓般的啟示，在美學價值之上平添一種心靈撞擊力，把對往事的鉤沉變成哲思、理蘊的意義追尋。散文中要融進作家的人生感悟，投射進史家穿透力很強的冷雋眼光，實現對意味世界的深入探究、獨特理解，通過凝重而略帶幾許蒼涼的反思與叩問，加深對人生、人性的認知，尋求一種麵向社會、關注人生的意蘊深度。這樣，就有望把讀者帶進悠悠無盡的曆史時空裏，使其思維的張力延伸到文本之外，從較深層麵上增強對現實風物的鑒賞力與審美感，從單調的叢殘史跡中獲得諸多意蘊與情趣。
當我在電話中把上述想法向尚無一麵之識的青年編輯張愛民陳述之後，立即得到了他的熱情支持，並提出一些恰中肯綮的建議。這使我受到很大鼓舞，也從中感受到編者的創新意識和較高的業務水平。爾後，《滄桑無語》的書稿寫出來了，也仍然是郵件傳遞，時在1999年年初。出版之後，受到了廣大讀者的關注，很快就印了三次；後來又再版、三版；而且，同台灣爾雅出版社作了版權貿易。這個期間，我又接到了責編的第二封約稿函，希望能提供一部以人生感悟、人性關懷為主旨的書稿。這樣，《何處是歸程》一書，又有幸在這裏出版了。當時，一次簽了兩萬冊的合同。印出後似乎銷售得並不像預期的那麼理想，但出版中心仍然嚴守信諾，及時而順利地寄付了稿酬。盡管事情不大，但也標誌著一種誠信，一種風範。相對於國內有的出版社，合同上分明寫著“出書半年後寄付稿酬”，可是，現在已經過去了四個半年，仍然還是一毛不拔。也不說不付（因為沒有理由），隻是，不聲不響，一拖了之。
在我的印象中，東方出版中心的工作效率和出書質量是很高的，編校工作十分認真。尤其是責任編輯，工作不厭其煩，非常負責任。兩部書稿中許許多多地方，都曾被一一研索、叩問，字斟句酌，反複推敲；又能做到充分尊重作者意見，叫不準的地方絕不師心自用、擅加改動。此其一。
其二，風清氣正，一切按原則辦事。由於我身在北方，遠離上海，除了與這位年輕的責任編輯通過多次信函、電話之外，再沒有同出版中心發生過任何聯係，至今我也不知道編輯部大樓是麵南還是向北。他們著眼於書稿水準，至於作者生疏還是熟悉，到場還是不到場，全然不加考慮。說到這裏，憶及一件往事。兩部書出版後，有一次，主管編務的副主編和編輯室主任來到沈陽，聞訊後我趕往賓館會見。因為兩部書稿都是經過他們審定的，自然心存感激，倍覺親切；然而也隻是歡然道故，既未想到送點什麼禮品，甚至也沒有請他們品茶、吃飯。盡管是天性使然，但過後，我仍是覺得有些歉疚。當我在電話中表達這層意思之後，他們聽了哈哈大笑，認為一切都純屬正常。這使人記起一句老話：“始信今時有古風。”兩部書的出版，出於同一位責編之手，直到前年我出席華東師大舉辦的文學活動，我們才在上海錦江飯店見上一麵，此外，也再沒有其他往還。堪稱是“君子之交淡如水”。
這樣就有了第三條，編輯、作者之間，相知相重，守信重義，結下了深厚情誼。每當憶起這十年歲月，都覺溫馨、清淳，餘韻悠然。其實，若說是“沒有其他往還”也不盡然，三十年來，他們出版了大量文史類優秀圖書，我不時地去信索取，總能如願以償。記得，一次我從南美訪問歸來，應南開大學文學院之邀，準備給研究生做一場《關於拉美作家魔幻現實主義的文化生成》的講演，急需一本美國作家莫內加爾撰寫的《博爾赫斯傳》，知道1990年代東方出版中心印行過，但已過去十多年了，恐怕早已無從查找。誰知求助的電話打過去第三天，我的責任編輯便把書寄過來了。一時大喜過望，真是說不出的感佩。
列寧有一句名言，開展紀念活動，“最好辦法是把注意力集中在還沒有解決的革命任務上”。作為國家級出版社，東方出版中心前路正長，任重道遠。鑒往以知來，我們有理由確信，她一定能夠依靠其強盛的人才資源，發揮特有的優勢，不斷克服前進中的各種困難，在新的三十年中創建更加輝煌的業績。
（200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