渴望超越
——在北京大學散文論壇上的講演
（2002年4月17日）
有機會在北大講壇上，就散文創作問題交流一些個人的想法和體會，我感到十分榮幸。這裏說的《渴望超越》，首先是渴望在散文創作上獲得超越性的感悟和體驗，也就是要有所突破；這樣，就我自身來說，就要不斷地挑戰自我，不懈追求。具體想從以下三個方麵展開話題。
一、散文創作的深度追求
20世紀末的中國文壇有一道靚麗的風景，就是散文創作空前繁榮，有人甚至把90年代稱為“散文時代”。最活躍的散文形式呈兩極化發展：一方麵是思辨化、大型化，即所謂“大散文”、文化散文、思想隨筆，注重體現人文精神、審美意蘊、曆史意識，深入人的心靈境域；一方麵呈情感化、軟化、細化趨向，即所謂“小散文”、“小女人散文”，在把散文的自由、隨意和飄灑發揮到極致的同時，也一定程度地消解了文學的深度追求，呈現出一種所謂的“散文消費性格”。它們由於各自的特色而擁有不同的讀者群，共同拓展了散文天地。
我的散文創作，應當歸屬到文化散文這個範疇裏。至於究竟有怎樣的特點，個人也說不清楚。認識自己，從來都是最難的事。這裏節錄一段上海評論家吳俊先生的話：“王充閭將他的文化意識特別是他的生命意識，充分完全地投注在散文創作之中，他是在寫他的精神體驗和心靈體驗，是在進行自己的人生和人格寫作—其實，他也是這樣來理解他所看到的和寫下的人物和曆史的。他對人物的關注，著重在精神心理層麵，他所揭示的是人物的個體心理和文化心理。”我的總體考慮，是立足於個人的古代文化素養較為深厚（由於特殊的地理環境和家庭條件，自幼深受傳統文化濡染，讀過八年私塾，受過係統的國學教育）、閱世頗深、遊蹤甚廣、視野開闊（有十四年省級領導崗位上的仕途經曆）的特殊條件，充分展示創作個性，走出一條自己的路子—在曆史與美學的對話中，注重人的命運、人的生存意義和人的自我意識的探索與表現，向人性深處開掘，體現一種內在的超越性。
我的散文創作，和新時期基本上是同步的。二十多年來，出版過十幾部散文隨筆、一本舊體詩詞、一本學術研究。較有代表性的，早期有《清風白水》、《春寬夢窄》，中期有《麵對曆史的蒼茫》、《滄桑無語》，近兩年有《何處是歸程》、《一生愛好是天然》。從這幾部散文集的題目就大體可以看出創作發展的脈絡。先是山水自然、風光名勝，以遊記為主；而後是著眼於人文、曆史，寫文化曆史散文；近期主要是關注人性、人生和人類精神家園問題，用我的話說，就是以有限的筆墨說些同無限相關的事。我自認是在一步一步走向深入，體現著一種深度的追求。
寫那些遊記散文，我往往是順著詩文的指引，“因蜜尋花”，或如莊子所言，乘物以遊心。心中流淌著時間的溪流，在冥蒙無際的空間的一個點上，感受著自然之美，性靈之光。由於那些山川勝境，都是留著千百年來無數詩心墨跡的所在，所以主要考慮是如何跳出古人、他人的窠臼，寫出自己的獨特感受。比如，我寫過一篇《讀三峽》，為了區別於劉白羽的《長江三日》，我掉換了視角，改變了由點到線、移步換形的寫法，著眼於宏觀，進行總體把握，立足天半，俯視山川，把四百裏長的三峽奇觀當作一部大書來讀。在結構、語言、知識含量方麵下了不少功夫，想努力寫出美文的特色。
後來，讀得多了，看得多了，認識到創作還須進一步深入到觀照對象的意義世界，應該融入作家的人生感悟，投射進穿透力很強的史家眼光，實現對意味世界的深入探究，尋求一種麵向社會、麵向人生的意蘊深度，使思維的張力延伸到文本之外，這就進入了創作曆史文化散文的第二階段，大體上在1994年至1999年。在這裏，我與傳統相遭遇，又觀照以現實的眼光，自覺地疏離古典的曆史感，淡化借鑒意識，而著力於探索社會人生，關注人的命運、世事滄桑，揭示曆史規律與人生的悲劇性、無常感，或者說，是在有常中探索無常，又在無常中體現有常。我曾圍繞著宋、金的興衰嬗變，以它們的都城為背景，寫了一組以揭示文化悖論為主旨的散文隨筆。漫步陳橋驛的古鎮街頭，吟詠著前人“陳橋崖海須臾事，天淡雲閑今古同”的詩句，不禁浮想聯翩，感慨係之。的確，從趙匡胤在這裏兵變舉事，黃袍加身，創建趙宋王朝，到最後末帝趙昺在蒙元鐵騎的追逼下崖州沉海自盡，宣告趙宋王朝滅亡，三百多年宛如轉瞬間事。可是，仰首蒼穹，放眼大千世界，依舊是淡月遊天，閑雲似水，仿佛古今未曾發生過什麼變化。這裏有曆史的規律，也蘊涵著深刻的哲理。北宋王朝由於統治者的驕奢淫佚，已經隨風而逝，但它卻給故都開封留下了一座曆史的博物館，文化的回音壁，使後人可以從中打撈出超越生命長度的感慨，以及關於存在與虛無、永恒與有限、成功與幻滅的尋索。
我還在另一篇散文裏，寫了原本落後的女真族以其衝決一切的蠻勇精神和旺盛的生命活力，奇跡般地戰勝了實力大大超過自己的強大軍事對手，直到把北宋的兩代君王俘獲到五國城下。與此同時，他們也像前代的北魏、契丹，身後的元朝、清朝一樣，在農耕文化與遊獵文化的撞擊與融合的浪潮中，接受了新的文明的洗禮，從而加速了發展進程。令人深思的是，人類的文化無一不包含著自我相關的價值、功能上的悖謬，有時演進的結果正好與原初的願望背反。金朝的結局也不例外。他們在充分享用“全盤漢化”的文明碩果的同時，逐漸喪失了本民族固有的優勢，新的文明最後作為一種異己力量反轉過來誘使它走上腐朽的末路，成為被征服者。誠如馬克思所說，野蠻的征服者總是被那些他們所征服的民族的較高文明所征服。這是一條永恒的曆史規律。
盡管這類散文從意蘊上看，較比那些山水遊記顯得深刻了，但我還想繼續向新的領域探索。這就進入了第三階段。當時的創作心態，從我在《何處是歸程》的題記中可以洞察一二。那是一首小詩：“生涯旅寄等飄蓬，浮世囂煩百感增。為雨為晴渾不覺，小窗心語覓歸程。”就是想在物質化、市場化、功利化的現實中，尋找人的精神的著陸點。
從回歸文學本體的角度看，文學在充分表現社會、人生的同時，應該重視對於人的自身的發掘，本著對人的命運、人性弱點和人類處境、生存價值的深度關懷，充分揭示人的情感世界，力求從更深層次上把握具體的人生形態，揭櫫心理結構的複雜性。實際上，每個人都是一個豐富而獨特的自我存在。我們可以從曾國藩這個典型的實例上作一番考察。如所周知，人們對曾國藩的評價，一向存在著巨大的歧異，說明他是一個極度複雜的人物。可是，如果還像過去那樣隻是從政治立場和社會倫理方麵進行剖析，似乎也沒有多少新話可說了。反過來，若是從人性方麵，從人生哲學方麵，進行解讀、進行批判，就會開辟出嶄新的局麵。
最近我寫了一篇關於曾國藩的散文，題目叫《用破一生心》。說他一輩子活得太苦、太累，是個十足的可憐蟲，除去一具猥猥瑣瑣、畏畏縮縮的軀殼，不見一絲生命的活力、靈魂的光彩。那麼，苦從何來呢？來自於過多、過強、過盛、過高的欲望。欲望按其實質來說，就是痛苦。結果是心為形役，勞神苦心，最後不免活活地累死。他的人生追求是既要建不世之功，又想做今古完人，“內聖外王”，全麵突破。這樣，痛苦也就來源於內外兩界：一方麵來自朝廷上下的威脅，盡管他對皇室忠心耿耿，兢兢業業，但因其作為一個漢員大臣，竟有那麼高的戰功，那麼重的兵權，那麼大的地盤，不能不被朝廷視為心腹之患。“兔死狗烹”的刀光血影，像一柄“達摩克利斯之劍”時時閃在眼前，使他終日陷於憂危之中，畏禍之心刻刻不忘；另一方麵來自內在的心理壓力，時時處處，一言一行，他都要維持高大而完美的形象，同樣是臨深履薄般的惕懼。比如，當他與人談話時，自己表示了太多的意見，或者看人下棋，從旁指點了幾招兒，他都要痛悔自責，在日記上罵自己“好表現，簡直不是人”。甚至在私房裏與太太開開玩笑，過後也要自訟“房闈不敬”，覺得於自己的身份不合，有失體統。這樣，就形成了他的分裂性格，言論和行動產生巨大的反差。加倍苦累自不待言，而且，必然矯情、偽飾，正所謂：“名心盛者必作偽。”以致不時地露出破綻，被人識破其偽君子、假道學的真麵目。
他的這種苦，有別於古代詩人為了“一語驚人”，刳肚搜腸，苦心孤詣，人家那裏含蘊著無窮的樂趣。他的苦和那些持齋受戒、麵壁枯坐的“苦行僧”也不同。“苦行僧”有一種虔誠的信仰，由於確信幸福之光照臨著來生的前路，因而苦亦不覺其苦，反而甘之如飴。而他的靈魂是破碎的，心理是矛盾的，他的忍辱包羞、屈心抑誌，俯首甘為荒淫君主、陰險太後的忠順奴才，並非源於真心的信仰，也不是寄希望於來生，隻是為了實現一種現實的欲望。這是一種人性的扭曲，絕無絲毫樂趣可言。這種痛苦經驗倒是與舊時的貞婦守節有些相似。貞婦為了掙得一座旌表節烈的牌坊，甘心忍受人間最沉重的痛苦；而曾國藩同樣也是為著那塊意念中的“功德碑”而萬苦不辭。通過解讀這個悲劇人物，我們可以思考人生中的許多問題，也可以聯想到諸多人、事。應該說是頗具典型意義的。
在寫作曆史文化散文中，我致力於對曆史人物進行人性化的解讀，展開多視角、多側麵的剖析，注重揭示人物的深層心理結構，力求達到曆史文化認知應有的深度和較強的審美效果。我總是把古人的心靈世界視為一種精神庫存，努力從中發掘出種種曆史文化精神。在同古人展開對話，進行心與心的交流的過程中，著眼於以優秀民族傳統這把精神之火燭照今人的靈魂；在對古人進行靈魂拷問的同時，也進行著對於今人的靈魂拷問，包括作家自己的靈魂，一起在曆史文化精神中接受撞擊。從而在曆史和現實之間，架起一座溝通的橋梁，挺舉起作家人格力量和批判精神的杠杆。這樣，就使散文作品具備了一定的思想穿透力和自省、反思意味，產生人文批判的效果，留下足夠的思考空間。
二、深切的生命體驗與超越性的感悟
我深刻地體會到，散文作家像小說家、戲劇家一樣，同樣應該具備深切的生命體驗和心靈體驗，這是實現散文創作深度追求的迫切需要；大而言之，它還直接關係到文學回歸本體，以人為本，重視對於人的自身的研究這一重大課題。所謂生命體驗與心靈體驗，依我看，是指人在自覺或不自覺的特定情況下，處於某種典型的、不可解脫和改變的境遇之中，以至達到極致狀態，使自身為其所化、所創的一種獨特的生命曆程與情感經曆。它的內蘊極為豐富，而且有巨大的涵蓋性。無疑主要是指寫作者自身而言，正所謂“水管裏淌出來的是水，血管裏流出來的是血”；但是，顯然也應包括作家對於觀照對象在精神層麵上的深切體驗，甚至包括讀者在閱讀過程中的實際體驗。因為文學創作說到底，是生命的轉換，靈魂的對接，精神的契合。
這裏，我想到了陀思妥也夫斯基和史鐵生。他們的藝術感悟來源於各自的生命體驗。作品中提出的所有哲學問題，完全屬於他們個人，是從各自的生命曆程中生長出來的，任何哲學教科書裏都不可能找到。死刑、流放的苦難和喪失行走能力的痛苦，使他們獲得了超常的思維能力，增長了徹悟人生、咀嚼命運的智能。這種寶貴的生命體驗，包括活在心裏的外在遭遇、內在情感，以及無邊的想象與夢幻，都成了他們創作中所獨有的寶貴精神財富。
八年前，在一次作品討論會上，作家莫言說，生命體驗是創作成功的階梯。假如把王充閭發配到當年的西伯利亞去，流放他五年、十年，那他就成“氣候”了。這裏麵當然也揭示出他個人的成功之路。其實，就在莫言說這番話的時候，我剛剛熬過了一場生命的煉獄，盡管並非流放，時間也沒有那麼長，但精神、肉體方麵的痛苦程度也是很夠一說的。那是1993年，我突然被告知患了惡性腫瘤—肺癌。雖說處於早期，聽來也還是五雷轟頂一般，令人毛骨悚然，一下子就跌進痛苦的深淵。開始是否定、質疑，不肯相信；而後便是埋怨命運的不公平，造物主的殘酷；接著自然想到了“一瞑之後”的安排、處理。我沒有曹孟德那樣的倜儻風流，臨死還掛念著嬌姬美妾，讓她們“分香賣履”；也不想貪婪如唐太宗，死了還要把《蘭亭序》墨寶帶到棺材裏去。我最傷情的是那些陪伴我半生、不啻第二生命的大量書籍如何處置。隨著時日的推移，漸漸地這些實在的東西都悄然隱去了，隻剩下生命與死亡這類形而上的思考盤踞在腦子裏。
死亡是精神活動的最終場所，它把虛無帶給了人生，從而引起了深沉的恐懼與焦慮。而正是這種焦慮和恐懼，使生命主體悟解到生命的可貴、生存的意義。人生就是這樣，隻有失去之後，才懂得加倍地珍惜。恐懼、悲傷的實質，正是以存在與虛無作比較，從而實現對於生命的覺醒，一種重新看待生命的“驚蟄”。在這裏，虛無為存在提供了價值參照係和價值創造的外驅力。—盲姑娘海倫 凱勒的“假如給我三天光明”的設想，正是建立在這一基礎之上。病苦與死亡，還能促使當事人從迷誤中覺醒，省悟到平素很少考慮、也難以認知的諸多重大課題。因此又可以說，病床是個大學校。其實，不必死生契闊，火燙油煎，一個人隻要得過一場大病，在病床上急救幾次，就會領悟到，什麼大把大把的票子，很重很重的權勢，很多很多的住房，成批成打的美女，一切一切平日抓著不放的東西，轉眼間就會化作虛無，如輕煙散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