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到過一塊遼西產的鳥化石，是一億四千萬年前形成的，對著它我沉思了好久。與這化石相比，一個人的生命實在是太短暫了，就算是上壽百年吧，也隻占了一百四十萬分之一。真是：“歎吾生之須臾，羨宇宙之無窮。”當年以浪漫主義著稱的李賀，也隻是想到，“王母桃花千遍開，彭祖巫鹹幾回死”。王母娘娘的仙桃三千年開一次，開過一千遍也不過三百萬年，不及鳥化石的四十分之一。即使有八百年壽命的彭祖也不知死過多少回了，更何況普通人呢！這麼一比較，就覺得那些蝸角虛名、蠅頭微利，連“泰山一毫芒”也談不上了，爭個什麼勁頭？真該抓住寶貴的瞬間幹些有意義的事！西哲有句名言：“隻有死才能夠使人了解自己。”是呀，平時頤指氣使，勢焰熏天，自以為不可一世的人，臨死的時候就會知道，原來自己也不過是個普通的角色；億萬富翁一死，同窮光蛋又有多少差別！除了嘴裏含顆珠子，任何財富對於他已經失去了實際意義。人隻有在生死關頭，才能真正把自己同一切身外之物全然分割開來。這時，也隻有這時，人才會變得比較清醒一些、聰明一些。看來，病痛與死亡，與其說使人體驗到生命存在的長度，毋寧說是使人體驗到解悟生命的深度。十年過去，病患消除了；但痛定思痛，我還是把這些感悟寫進散文《療屙瑣憶》裏。
直接的生命體驗，應該說是最可貴、最理想的，但一個作家即使他經曆再特殊，閱曆再豐富，也不可能一切方麵都有切身體驗，恐怕更多的還是通過感同身受的人生領悟，獲得間接的體驗。台灣學者徐複觀稱之為“追體驗的工夫”；德國美學家穀魯斯的“內模仿”說，也庶幾近之。下麵說一點我在這方麵的體會。
《簡·愛》、《呼嘯山莊》和《阿格尼絲 格蕾》這些名著，過去都曾讀過，可惜曆史的流沙已經淹沒了心靈的文化現場，時空的限隔也遮蔽了把握作品意蘊和作家心跡的路徑，難免產生隔膜的感覺。去年九月，我有機會來到勃朗特三姐妹的故鄉—英國小鎮哈沃斯，在那裏住了一天一夜，經過一番切身的體悟，感覺就大不一樣了。
三姊妹的故居和她們埋骨其間的教堂，相隔不過五六十米，我投宿的小客棧就在教堂的對麵，抬起頭來便能望見故居裏一百多年來徹夜長明的燈光。住在這裏有一種奇異的感覺，似乎歲月紛紛斂縮，轉眼已成古人，自己被夾在史冊的某一頁而成了書中角色。睡眼迷離中，仿佛覺得來到一座莊園，一問竟是桑菲爾德府 忽然又往前走，進了一個什麼山莊，伴著一陣馬蹄聲，視線被引向一處峭崖，像有兩個人站在那裏 翻過兩遍身，幡然從夢境中淡出，再也睡不著了，這時是後半夜三點。我便起身步出戶外，在連接故居與教堂的石徑上往複踱步，覺得好像置身於19世紀三四十年代，漸漸地走進三姐妹的綿邈無際的心靈境域，感受著靈海的翻瀾，生命的律動，似乎還產生了心靈的感應。透過臨風搖曳的勁樹柔枝，朦朧中仿佛看到故居窗上映出了幾重身影，似乎三姊妹正握著纖細的羽毛筆在伏案疾書哩；甚至還產生了幻聽，似乎一聲聲輕微的咳嗽從樓上斷續傳來。聯想到自己病痛的經曆，霎時心頭漾起一脈憐惜之情和深深的敬意。三姊妹患著同樣的結核病，分別活了三十九歲、三十歲和二十九歲。
在心靈體驗的基礎上，又結合天才女作家的書信、傳記，看了她們的生平展覽，體驗其典型環境、獨特心境、情感經曆、個性特征，追蹤她們的心路曆程，探索這些文學天才的成功路徑；並對作品中的事件、景觀、風物做了實地考察，從心理和環境兩方麵研究作家心靈的外化，把握作品審美意義生成的深度背景。看來，三姊妹都屬於用情感和想象來代替生活素材的作家。她們經常逸出現實空間，憑借其豐富的想象力和超常的悟性遨遊在夢幻的天地裏。她們的創作激情顯然並非全部源於人們的可視境域，許多都出自最深層、最隱蔽、含蘊最豐富的內心世界。她們一無例外地抱著理想主義的浪漫情懷，渴望得到愛神的光顧，切盼著有一個理想伴侶。卻又絕對不肯俯就，要求“愛自己的丈夫能夠達到崇拜的地步，以致甘願為他去死，否則寧可終身不嫁”。這樣，現實中的“夏娃”也就難於找到孿生兄妹般的“亞當”，而盛開在她們筆下的、經過她們濃重渲染的愛情之花，隻能綻放在虛幻的想象之中。這是一種靈魂的再現，生命的轉換。作品完成了，作者的生命形態、生命本質便留存其間，成為一種可以感知、能夠撫摸到的活體。
從這裏我認識到，生命體驗和情感是相通的。這次親身體驗，使我對勃朗特三姐妹、對哈沃斯產生了深厚的感情。半年過去了，想起來還有一種心靈的震撼，原來，我已經把對於天才女作家的崇敬、愛憐和悼惜之情，留在那孤寂的山村，也永生永世栽植在心裏。正是帶著這種濃烈的感情，我寫出了散文：《一夜芳鄰》。對於一個作家，如果說生命體驗、人生感悟是根基，是泥土；那麼，形而上的思考和深厚的情感便是它所綻放的兩枝絢麗之花。情感對於文學作品絕不是可有可無的，文學存在的依據就是表現人類情感的需要。羅丹說得很幹脆：“藝術就是感情。”尤其是散文作品，如果缺乏情感的灌注，缺乏良好的藝術感覺，極易流於幽渺、艱深、晦澀的玄談，以致喪失應有的詩性魅力和藝術感染力。
就本質來說，生命體驗有兩個特征，一個是直觀性，藝術在進行形而上的探索時，不可能借助抽象的概念，而是一種直覺的感悟；一個是超越性，生存苦難、精神困惑等體驗活動要轉化為藝術感覺，還須超出客觀實在的局限，虛構出一個靈性的藝術世界。唐人吳兢在《樂府古題要解》中講過一個故事：春秋時期，伯牙學古琴於成連先生。他掌握了各種演奏技巧，但是，老師感到他演奏時，理解得不深，單純地把音符演奏出來，少了點神韻，未能引起欣賞者的共鳴。這天，成連先生對伯牙說：“我的老師方子春，居住在東海，他能傳授培養人情趣的方法。我帶你前去，讓他給你講講，可以大大提高你的藝術水平。”於是，師徒二人備了幹糧，駕船出發。到了東海蓬萊山後，成連先生告訴伯牙：“你留在這裏練琴，我去尋覓師傅。”說罷，就搖船漸漸遠離。十天過去，成連先生還沒回來。伯牙在島上等得心焦，每天調琴之餘，舉目四眺，麵對浩瀚的大海，傾聽澎湃的濤聲；遠望山林，鬱鬱蔥蔥，幽深莫測，近旁不時傳來群鳥啁啾、振翅飛撲的聲響。這些各有妙趣、奇特不一的景象，使他心曠神怡，浮想聯翩，感到自己完全融彙進去，情趣高尚了許多。這時，伯牙產生了強烈的創作激情，要把自己的感受譜成音樂，於是他架起琴來，把滿腔情感傾注到琴弦上，一氣嗬成，譜寫了一曲《高山流水》。就在他沉潛在音樂的氛圍之中，成連先生搖船返回，聽到他情感真切而豐沛的演奏，高興地說：“現在你已經是天下最出色的琴師了，你回去吧！”伯牙恍然大悟，原來這濤聲鳥語就是最好的老師。此後，伯牙不斷積累生活和藝術體驗，終於成了天下操琴的高手。相傳《水仙操》等傳世名曲，也都是伯牙在這種妙悟中創作出來的。正是這種直觀性與超越性的統一，激起了音樂家探索精神最深層的衝動和敏銳感受，使藝術達到形而上的層次。
美國的一位現代詩人曾經詠歎：林中的道路叉開了兩股，人卻隻能走上其中的一條，而把另一條暫時拋開，留給下一次。可是，對於人生來說，下次在哪裏呢？人生是一次性的，人生的列車走的是一條單向的不歸之路。我想過，如果人生可以重新選擇的話，我一定要研究哲學（當然是指突破學院化、概念化、簡單化狀態的那種真正的哲學）。從一定意義說，哲學不是學術性的，而是人生的，哲學聯結著人生體驗，是一種渴望超越的生存方式，一種閃放著個性光彩、關乎人生根本、體現著人性深度探求的精神生活。因此，說到超越，說到散文創作的深度追求，我必然會想到哲學。我們當會注意到，在那些偉大的藝術傑作中，在那些豐富多彩的感性世界深層，總是蘊涵著某種深刻的東西，凝聚著藝術家的哲學思考，體現著他們對人類、對世界的終極關切。當索福克勒斯在《俄狄浦斯王》中提出“斯芬克斯之謎”的時候，當莎士比亞在《哈姆雷特》中借助主人公之口發問：“活下去還是死”的時候，當屈原在《遠遊》中長歎：“惟天地之無窮兮，哀人生之長勤；往者餘弗及兮，來者吾不聞”的時候，當陳子昂登幽州台感慨悲吟：“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的時候，我們都會從這些人生的蒼涼叩問中，感受到一種深刻的超越性。可以說，偉大的藝術家與平庸的藝匠的根本分野，就在於是否具備這種超越性的感悟。
誠然，藝術是對人生的表現，而哲學是對人生的思考，它們存在著實際差別；文學創作歸根結蒂要依賴於形象、情感和體驗。但無論是形象還是情感、體驗，都須經過形而上的思考，實現內在的超越。古往今來，凡是稱得上藝術傑作的，必然在有限的形象中包含著無限的意蘊。藝術大師梵高有一幅著名油畫，叫《農鞋》，畫麵簡單得很，就是一雙粘滿泥土、黑乎乎的沉重的農鞋，連起碼的背景都略去了。但是，顯然這不是一般的靜物寫生，經過藝術的煉化，它已成為農民悲慘命運的一種象征。海德格爾稱這幅畫為傑作，說：“鞋具磨損的內部黑洞洞的敞口中，凝聚著勞動步履的艱辛。這硬邦邦、沉甸甸的破舊農鞋裏，聚積著那寒風陡峭中邁動在一望無際的永遠單調的田壟上的步履的堅韌與滯緩。 這器具屬於大地，它在農婦的世界裏得到保存。”這些都是藝術感覺，但顯然已經提升到了形而上的高度。通過這慧眼獨運的詩性解釋，揭示出畫作的審美意蘊和藝術價值。
借鑒這種手法，我寫過一篇《終古凝眉》的散文，視點集中在浙江金華八詠樓的李清照的一尊塑像上，我想從她那雙似顰似蹙、輕顰不展的凝眉，揭示出她的悲淒愁苦的內心世界。易安居士的詞溢滿了茫茫無際的命運之愁、相思之痛、悼亡之哀和顛沛流離之苦，破國亡家之悲。但我以為這隻是一個方麵。如果拋開家庭、社會、政治環境，單從人性本身來探究，也即是透視用生命創造的心靈文本，我們就會發現，原來，這種悲涼愁苦很早就植根於她的本性之中。這種與生命同構的悲哀在天才心靈上的投影，正是詩人之所以異於常人的關鍵所在。就是說，她的多愁善感的心理氣質，淒清孤寂的情懷，以及孤獨、痛苦的悲劇意識的形成，有其必然的因素。她自幼生長於深閨之中，生活空間狹窄、內容單調，沒有向外部世界擴展的更大餘地，隻能專一地關注自身的生命狀態和情感世界。因而，作為一個心性異常敏感，感情十分複雜的女性詞人，她要比一般文人更加渴望理解，渴望交流，渴求知音；而作為一個聰明絕頂、識見超群、內心世界十分豐富的才女，她又要比一般女性更加渴求超越人生的有限，不懈地追尋人生的真實意義，以獲得一種終極的靈魂安頓。兩方麵結合在一起，就形成一種巨大的張力，經過發酵、沸騰、爆裂、噴湧，產生獨特的靈性超越。反過來，對於本性中所固有的深度的苦悶、根本的悵惘，這無疑又是一種誘發，一種呼喚，一種催化與裂解。如何解脫這種精神上的苦痛，滿足其高層次的需求？在她來說，唯有仰賴真情灼灼的人間至愛。而現實中的愛是極度蒼白、脆弱的，經受不住一點點的風雨摧殘。這樣，她就必然陷入飽嚐淒苦，心境透底蒼涼的絕境之中。而這一切，恰恰為她的藝術創造提供了不竭的靈泉。
三、自在的心態與不懈的追求
對於散文作家，超拔而自在的心態實在是太重要了。這是回歸文學本體，抵達人性深處的一個前提條件。作家自由豐富的心性的發育程度、心靈自由的幅度，直接關係到散文作品的藝術魅力。因為散文是與人的心性距離最近的一種文體，是人類精神與心靈秘密最為自由的顯現方式。隻有具備自由、自在的心態，具備不依附於社會功利的獨立的審美意識和超越世俗的固定眼光，才能真正進入藝術創造的境界。可是，這對於一個現時代的寫作者來說，談何容易！現代人終日處於困惑、焦慮、驚懼之中，舉止匆忙，心情浮躁，像尼采所形容的，總是行色匆匆地穿過鬧市，手裏拿著表，邊走邊思考，吃飯時眼睛盯著商業新聞，不複有悠閑的沉思，愈來愈沒有真正的內心生活。我也同樣生活在滾滾紅塵裏，經受著各種各樣的心靈羈絆，思想觀念上的束縛，市場、金錢方麵的物質誘惑，都曾擺在眼前，而且，仕途經曆又使我比一般作家多上一層心靈的障壁。好在我一向把功名、利祿這些身外之物看得很淡；也不過分看重別人怎麼看待自己，有一種自信自足、氣定神閑、我行我素的定力。我覺得，人生總有一些自性的、超乎現實生活之上的東西需要守住，這樣，人的精神才有引領，才能在紛繁萬變的環境中保持相對獨立的內在品格，在世俗的包圍中葆有一片心靈的淨土。我特別欣賞蘇東坡的《定風波》詞：“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竹杖芒鞋輕勝馬，誰怕？一蓑煙雨任平生。”我的幾篇言誌的散文：《從容品味》、《安步當車》、《收拾雄心歸淡泊》、《華發回頭認本根》，都是在這種心態下寫出來的。本來我是教書的，是報紙副刊編輯，中途跌進了宦海，像陶淵明說的，“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這樣，時間（也就是生命）再也不是完整的了，分割得很零碎；尤其是個性、情懷、思維方式都要受到影響，有時還得戴上人格麵具，時日一長，必然要失掉本我。上麵說到的擺脫俗務包圍，保持一片心靈淨土，著眼點就在於返回自我，從“久在樊籠裏”，到“複得返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