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自己的一套生活習慣，每天晚上八點鍾睡下，早上很早就起來散步，許多文章的構思都是在散步中完成的，有時夜半醒來，獲得了靈感，立刻開燈記錄下來。看雲、做夢，也是我實現妙悟的方式。比如，我曾從天空雲朵的奇幻變化，想到了蕭紅的整個生命曆程。當我看到片雲當空不動時，就聯想到這個解事頗早的小女孩，沒有母愛，沒有夥伴，孤寂地坐在後花園裏，雙手支頤，憑空遐想；而當一抹流雲急速地逸向遠方時，我想這宛如一個青年女子衝出封建家庭的樊籠，逃婚出走，開始其流離顛沛的生涯；有時，兩片浮遊的雲朵疊合在一起，而後又各不相幹地飄走，我聯想到這有如“二蕭”的兩顆叛逆的靈魂的契合，結伴跋涉，後來卻分道揚鑣，天各一方了；當發現一縷雲霞漸漸地融入青空悄然泯滅，我便抑製不住悲懷，為天涯淪落的才女一縷香魂飄散在遙遠的淺水灣而深情悼惜。
對我而言，讀書、創作不是一般意義上的興趣、愛好，而是壓倒一切的“本根”，是我的內在追求、精神歸宿，是生活的意義所在，是我的存在方式。此外，一切都看得很輕。我寫過一首《寫懷寄友》的七律：“埋首書叢怯送迎，未須奔走競浮名。拋開私忿心常泰，除卻人才眼不青。襟抱春雲翔遠雁，文章秋月印寒汀。十年闊別渾無恙，宦況詩懷一樣清。”可說是真實寫照。人事的紛爭、世俗的誘惑消解之後，剩下來的隻是創作中的焦思、困惑。但這種創化中的苦惱和世俗的憂煩不同，焦灼過後常常是成功的歡愉。自在、自如的心境，不僅帶來美的享受，而且為靈魂找到一個安頓的處所。
應該承認，這種心態的培植，大大得力於莊子。莊子把身心自由看得高於一切，追求一種“無待”的也就是絕對自由的精神境界，不憑借任何外在的依托，超越世俗的一切。他從人本學出發，要求恢複自由的人的生命存在，即通過超越倫理規範和功利標準的束縛，超越感性認識相對性和理性思辨有限性的困擾，使個體生命得以解脫，從而獲得一種全新的心理體驗。這對我有重大而直接的影響。我很小就讀了他的書，當時雖然並不完全懂得它的奇文勝義，可是，莊子的形象卻一直活在心裏：瘦骨伶仃的身材，穿著打了補釘的“大布之衣”，住在窮閭陋巷之中，靠編織草鞋來維持生計，精神上卻又是無比富有的。莊子是一個名副其實的“故事大王”，他筆下的井底蛙、土撥鼠、多腳蟲、尥蹶子馬，蝴蝶、蝸牛、鳴蟬、野雉，還有龜呀、蛇呀、魚呀、鳥呀，都是我們日常接觸過的，眼熟得很；至於那棲身於邈姑射山上的“肌膚若冰雪”、“不食五穀，吸風飲露”的仙人，對於小孩子就更具吸引力了；在我的心目中，這些神仙要比鄉下的屯長、保長熟悉得多，因為早在楊柳青年畫裏就都露過麵，一直伴隨著整個童年。而且，那些仙人也好，動物也好，一個個通情達理，和藹可親；故事裏麵還都寄寓著深刻的人生哲理。
有人說，全部中國思想與智能結晶於《莊子》的哲思；起碼從人生哲學的角度看，他在中國思想史上的滲透力是巨大的。正是這種生命體驗和藝術精神，滋育了後來的魏晉風度，成就一種超拔的人生境界和心靈狀態，開啟了淵源不竭的藝術資源。難怪美國著名學者H.米勒要說，不懂得道家學說，就無法理解中國文學。
我在散文創作中，得益於莊子者實在很多。幾乎所有的研究者都指出，我的整個散文創作鮮明地滲透著莊子的藝術精神。莊子的“乘物以遊心”的詩性人生，為我培植超拔、自在的心態提供了有益的滋養；而道家文化，特別是莊子的藝術精神，包括經過現代化轉換的藝術視野，更成為我治學與創作的一種深度背景和可貴的富礦，成為展現藝術人生的生命底線。
這裏我想談一下《兩個李白》這篇散文。當時的出發點是，解讀李白具有典型意義，因為他的宏偉抱負、從政情結、傲岸品格、詩人氣質及其個人際遇所帶來的悲欣苦樂，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兩千多年來中國士人的心態，直到今天仍有一定的現實性。龔自珍說，李白是“並莊、屈以為心”的。他渴望登龍入仕、經國濟民，有一番大的作為，卻又不是搞政治的材料。論他的本性更接近莊子，張揚個性，強調自我，這和仕進追求可說是南轅北轍。結果就處處遭受挫折，陷入無邊的苦悶與激憤之中，產生強烈的心理矛盾。還是莊子的超越意識和藝術精神解救了他，痛飲狂歌、登高長嘯，使內心的熬煎得以暫時緩解，情感能量獲得成功的轉移。這樣就出現了兩個李白，一個是現實存在，一個是詩意存在，兩者相互衝突，表現為試圖超越又無法超越，頑強地選擇命運卻又終歸為命運所選擇，展現了人生的無奈和深刻的悲劇性。結果“蚌病成珠”，這悲劇性的命運倒成為產生天才詩作的深厚基礎和內在動力。看來，曆史老仙翁很會捉弄人，通過揭示人生價值、意義上的背反，和李白開了個大玩笑：本來他誌不在於詩文，最後竟以詩仙身份攀上榮譽的巔峰；一心渴望建功立業，偏偏又政壇失意，屢試屢敗，直至落拓窮途，跌入人生的穀底。虧得李白遠離魏闕，未得登龍入仕，否則，沉香亭畔、溫泉宮前，將不時地閃現著他那瀟灑的豐姿，而千秋詩苑的青空，則因失去這顆耀眼的明星變得無邊的暗淡。這該是多麼巨大的損失啊！
前麵說到了我努力保持一副自在、自如的心態，希望不致被誤解為安於平庸，無所作為。實際是有所為有所不為，拋開世俗功利，正是為了把全副身心投入於不懈的藝術追求。這種藝術追求，不關乎數量的積累，主要是渴求一種質的飛躍。對於已經產生一定影響的作家來說，我覺得，至關重要的是能夠不斷地突破自我，實現新的超越。這是一個關隘。我們可能都注意到了，作家獲取成功大體有兩種情況：一種是一飛衝天，暴得高名，以後再很少突破，呈靜態式發展；另一種是螺旋式攀升，精進不已，始終處於動態之中，呈現一種飛揚之勢。比較起來，我更喜歡後一種。因為他們總是給人一種全新感覺，總在展現新的創化，而不是像南宋詞人劉克莊慨歎的：“常恨世人新意少”、“把破帽年年拈出”。其實，即使是新帽子，年年端出來，“外甥打燈籠—照舊”，也沒有什麼看頭。
由此我想到了英國現代著名詩人葉芝。他在七十四年的生命曆程中，生生不息，不斷地超越自我。19世紀90年代他傾向浪漫主義，後來接觸現實多了，詩風轉向勁健堅實，晚期更趨成熟，哲理性強了，想象力激增，大大發展了象征主義。三個階段中，每一段都留下了大量好詩，風格卻顯著不同。難能可貴的是，他能夠以一位已然成名的文學前輩，肯於俯下身去向年輕一代學習，他接受意象主義的新詩，直接受到小他二十歲的龐德的影響，就是一例。這使他葆有源源不竭的創造力，越到老年生命活力越是旺盛，他有許多重要詩作完成於七十歲之後。人們說他老而益狂，狂得漂亮。早於葉芝三十幾年的易卜生，情況與此非常相似：他活了七十八歲，早期劇作取材於曆史故事與民間傳說，也是浪漫主義的，中期劇作以反映社會問題為主，屬於現實主義，晚期劇作以心理分析為特征，同葉芝一樣，進行象征主義的探索。葉芝於1923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金，易卜生也取得了世界性聲譽。他們當然都是文學天才，是無可企及的；但其成功之路卻給我們以啟發和鼓舞。起碼對這條根本性的經驗，即永遠保持開放的心態，盡一切努力培植旺盛的創造活力，我是牢牢記取並付諸實踐的。文學評論家李曉虹博士在《未完成的王充閭》這篇文章中說：“王充閭在散文創作的途程中，以一顆永不寧靜的心體現著創造的痛苦與歡欣。 他選定了‘創化’這個永恒的狀態。他始終覺得自己未完成。未完成是一種勇氣，否定自己，走出自己，向新的目標行進。未完成是一種狀態，在未完成中生命還在年輕。因為認定自己永遠未完成，王充閭把不重複自己作為藝術創造的標尺。 他的藝術視界始終是敞開的。沒有固守已經形成的，沒有排拒將要出現的。他一直遵循著一個內心命令向前奮飛：不斷創新，不斷發展。”
說到創新，就聯係到如何對待已有的成果。青島海爾集團總裁張瑞敏說，創新就是對自己已有成功的積極破壞。這需要清醒的頭腦，開闊的視野，巨大的勇氣。人的年齡大了，銳氣會隨之銳減，更容易師心自用，拒絕不同的見解；特別是出了名以後，讚揚的話聽多了，難免處於自我陶醉狀態，再看不到缺陷；名聲大了，到處都來約稿，文章隨地都能發表，很容易出現粗製濫造現象。人一成名，便不再屬於自己，會逐漸地融入到“喧嘩與騷動”的社會浪潮之中，從此，將告別寧靜，告別超然，告別本我。所以說，成功是一個陷阱。當代小說家蘇童講：一個作家在成功的同時，也就潛藏著危險。成功往往是依靠作家的藝術個性與風格；但是，所謂個性與風格，很容易成為美麗的泥沼，使作家深陷其中不能自拔。喜新厭舊的讀者日久必然生厭。而作家並不甘心輕易甩掉自己的風格、模式，事實上也不容易甩掉已有的模式。於是，他們就停留在原地築巢，就像鳥不肯飛離老巢一樣。這段話，我感覺很深刻。他說得也很形象，作家抱住自己的風格不放，就像鳥老是臥在自己的老巢上。這種自我膠滯狀態常常導致寫作障礙，造成止步不前。避免和消除障礙的唯一途徑，就是無所顧戀地把自己打碎，重新塑造，一切從頭做起。可是，這談何容易啊？
有些困難的征服，可以仰仗他人幫助，唯獨挑戰自我，必須依靠一己的膽識和勇氣。據我個人體會，首要一點，是對自己要有一個十分清醒的、恰如其分的認識。不能在恭維聲中忘乎所以，不能“醉中忘卻來時路”，盡量避開浮華與喧囂，做低調處理；再就是，時時看到自己的不足。比如，在知識構成上，我就承認自己有明顯的缺陷—不會外語，域外的東西接觸得不多，根柢很淺。因此，就拚命地讀馬克思，讀黑格爾，讀西方現代主義的東西，讀一些自己所不熟悉的不同風格流派的作品，學習借鑒新的學術思想，獲取新的知識，以救治那種“偏枯”狀態；還有一點很重要，就是努力保持上進的勁頭，生命的活力。我經常關注並樂於接受各種新的事物，比如，早在1994年，就學會用電腦寫作，經常同那些“雞”呀（計算機）、“貓”呀（調製解調器）、“鼠”啊（鼠標）打交道，享受網絡世界的無窮樂趣。同時，結交一些年輕的文友，互相用“伊妹兒”傳遞文稿，切磋學問，從他們那裏求索新知，汲取活力，激活思想，尤其重視卓有見地、具有思想鋒芒、肯於給我挑毛病的諍友。這樣，不管生理年齡如何，就可以永葆年輕的生命狀態。
實際上，所謂年輕，並非人生旅程的一段時光，而是心靈中的一種狀態，是理性思維中的創造活動，情感中的一股勃勃朝氣。沒有人僅僅因為時光的流逝而變得衰老，隻是隨著理想的毀滅，人類才出現了老人。歲月可以在皮膚上留下皺紋，卻無法為靈魂刻上一絲痕跡。憂慮、恐懼、缺乏自信，才使人佝僂於時間的塵埃之中。隻要心靈深處的無線電台不停地接收美好、希望、歡欣、勇氣和力量的信息，就會永遠保持年輕。而一旦這座無線電台坍塌了，你的心便會被悲觀絕望的寒冰酷雪所覆蓋，你便衰老了—即使你隻有二十歲。這段話的意思很好，可以作為人生的座右銘。不過我得聲明，這是美國作家塞繆爾 烏爾曼七十多年前發表在《華盛頓郵報》上的文章摘要，我隻是“文抄公”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