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文化散文的現實關懷
——在北京大學中文係的講演
（2009年3月19日）
一
在今天的演講中，我想說說曆史文化散文創作中，如何以一種開放的視角、現代的語境，做到筆涉往昔，意在當今，亦即所謂現實關懷問題。現實關懷的含義很廣泛，我在這裏指涉的是關於現代性的判斷與選擇，體現在對於現實人生與人性的關注，諸如人生的困境、生存的焦慮、命運的思考、人性的拷問等各類問題。
幾十年來，對於曆史題材的文學作品，我一直是情有獨鍾的，這可以追溯到童年時代。我的祖籍是河北大名府（曾是北宋時期的陪都，當時稱作北京），千百年來，這裏傳承下來說書講古的傳統，陸遊詩中描寫的故鄉山陰的情景：“斜陽古柳趙家莊，負鼓盲翁正作場。身後是非誰管得，滿村聽說蔡中郎”，從前在大名也可以看到。祖輩上，據說是由於河水泛濫，村屯成為澤國，一支王姓家族遷徙到山海關外的醫巫閭山腳下，連帶著也就把這種說書講古的風習帶了過來。農閑時節，人們吃過晚飯，聚在場院，手裏揮著大蒲扇，“髒唐臭漢”、“南朝北國”，講起來沒個完，聽起來沒有夠。
我們那裏自然環境很特殊，村落緊靠著大葦塘，秋風起處，蒹葭蒼蒼，蘆花飛雪。在這種自然條件下，土匪可以任意出沒，成幫結夥，“亂馬盈花”，轉瞬間又蹤跡全無。那裏有句俏皮嗑兒：“三人行，必有一匪焉”，用來形容土匪的繁多。土匪在當地，有個雅號，人稱“胡三太爺”；日本鬼子則叫他們“紅胡子”，從來不敢沾他們的邊，一提起他們，就說：“紅胡子，大大地可怕呀！”結果，這裏就成了一片“化外”荒原。官辦學堂也有，但要走出十幾裏路，太遠了，我的叔父就創辦了一所家塾。他在老東北軍裏謀過差事，既滿腹經綸，又頗有積蓄，朋友中正好有一位老學究，他便請過來給自己的兒子和我開設了專館。我們從“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詩）”入手，接下來讀“四書五經”，爾後是左史莊騷、袁王《綱鑒》、《昭明文選》、《古唐詩合解》，等等。整整讀了八年，打下了比較堅實的文史根基，也培養了對於曆史的濃厚興趣；直到共和國成立，我才正式進了學校，就讀中學、大學。
我國有特別發達的史學傳統，從前傳下來這樣兩句話：一是“文史不分家”，二是“六經皆史”—此論首倡於元代的郝經，後經清代的章學誠係統地提出，意思是易、書、詩、禮、樂、春秋這六種經書都是夏、商、周三代典章政教的曆史，龔自珍、章太炎都認同此說。我從小就特別喜歡曆史，進了中學以後，“正史”之外，還接觸了一些演義類小說和詠史詩以及中外的曆史劇。司馬遷的《史記》在私塾裏早就讀過，始終愛賞不置；我還喜歡劉義慶的《世說新語》、蒲鬆齡的《聊齋誌異》和魯迅的《故事新編》。魯迅先生的《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題未定草》等，照黃裳的話說，“是學者散文的典範作品”。而到了黃裳筆下，就成批地出現了，《花步集》、《錦帆集》、《金陵雜記》，不下六七本，1960年代還有翦伯讚的《內蒙訪古》，都可以說是今天所謂的曆史文化散文。看來，這種文體並不像有些評論家所說的產生於上個世紀90年代，由某某人始創。隻不過當時沒這麼命名。當然，現在的這種叫法，“曆史文化散文”也並不十分確切。
喜歡曆史文學，似乎也並非我個人的偏好。當前，盡管有些曆史散文作品不能盡如人意，有的借助史料的堆砌來救治作家心靈與精神的缺席，抹殺了散文表達個性、袒露自我的特長，把本應作為背景的史料當作文章的主體，見不到心靈的展示，但讀者群仍然是很大的。這有點像曆史題材的影視劇和一些曆史小說，那麼飽遭非議，觀眾、讀者還是非常多。這又是為什麼呢？對此，我做了一些思考，也曾向文友們求教。這次率領大陸作家到台灣訪問，我同當地一些作家、學者、出版商（因為我在爾雅出版社和知本家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出過散文集，結識了他們的老板），專門就這個問題進行過探討。他們都講，大陸在台灣出版的，曆史小說和以曆史為題材的散文占有相當大的比重，讀者群不小。
綜合多方麵的認識，讀者之所以歡迎曆史題材作品，我想，可能是由於曆史人物具有一種“原型屬性”，本身就蘊涵著諸多魅力，作為客體對象（比如秦始皇、蘇東坡、李後主、康熙帝、曾國藩等等），他們具有一般虛構人物所沒有的知名度，而且經過時間的反複淘洗、長期檢驗，頭上往往罩著神秘、神奇的光圈；特別是曆史題材比現實題材具有多義性、不確定性和更多的“空白”，因而具備一種文體的張力。從審美的角度看，曆史題材具有一種“間離效果”與“陌生化”作用。布萊希特說過：“戲劇必須使觀眾吃驚，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依靠對熟悉事物加以陌生化的技巧。”和現實題材比較起來，曆史題材把讀者與觀眾帶到一個陌生化的時空當中，這樣可以更好地進行審美觀照。作家與題材在時間上拉開一定的距離，有利於審美欣賞。
就作者而言，按照黑格爾的說法，詩人、藝術家“特別喜愛從過去時代取材”，因為這可以“跳開現時的直接性”、“達到藝術所必有的對材料的概括化”。萊辛在《漢堡劇評》中也說：“詩人需要曆史，並不是因為它是曾經發生的事，而是因為它是以某種方式發生過的事。和這樣發生的事相比較，使人很難虛構出更適合自己當前的目的的事情。偶爾在一件真實的史實中找到適合自己的心意的東西，那他對這個史實當然很歡迎。”其實，在中國早就有以曆史寫現實的傳統，郭沫若寫《棠棣之花》、《三個叛逆的女性》、《湘累》等曆史劇，都是借曆史人物表現自己的見解，或者借以傳播某種思想的。
至於中國大陸20世紀90年代以來曆史文化散文呈現繁榮發展趨勢，這可能和社會、時代有著密切關聯。麵對全球化的語境，加上西方現代主義人文科學的影響，人們的主體意識、探索意識、批判意識大大增強，審美趣味發生變化，不再滿足於一般性的消遣、娛樂，而是期待著通過文學閱讀增長生命智慧，深入一步解悟人生；另一方麵，處於社會轉型期，現實生活中越來越多的人產生現代性的焦慮與深沉的失落感，他們也希望從曆史的神秘中尋求可以稱為永恒的東西。而文化散文較之輕靈、精致的抒情散文、寫景美文，有著更多的文化反省的意味，寫得好可以提供較深的精神蘊涵。
二
我從1995年開始曆史文化散文的集中寫作，十五年來，結集為九本書：《麵對曆史的蒼茫》、《滄桑無語》、《寂寞濠梁》、《文明的征服》、《龍墩上的悖論》、《曆史上的三種人》、《千秋叩問》、《文在茲》、《張學良：人格圖譜》。開始寫作時，同樣存在前麵說過的缺陷—滿足於史海徜徉而忘記了文學的本性，出現所謂“曆史擠壓藝術”的偏向。後來逐漸地加以改進，努力做到有真性情，有現實感。我很認同被稱為“新曆史主義之父”的哈佛大學教授斯蒂芬 格林布拉特的話：“不參與的、不作判斷的，不將過去與現在聯係起來的寫作，是無任何價值的。”實際上，他所講的也就是現實關懷，一種現代性的判斷與選擇。
文學是曆史敘述的現實反映，在人們對於文化的指認中，真正發生作用的是對事物的現實認識。曆史是一個傳承積累的過程，一個民族的現在與未來都是對曆史的延伸；尤其是在具有一定超越性的人性問題上，更是古今相通的。將曆史人物人性方麵的弱點和種種疑難、困惑表現出來，用過去鑒戒當下，尋找精神出路，這可以說是我寫作曆史散文的出發點。在創作實踐上，我的努力主要體現在以下四個方麵。
第一點，鮮明的現實針對性。前人說，“古人作一事，作一文，皆有原委”。這種“原委”，有的體現在個人的行藏、際遇、身世上，有的依托於濃烈的家國情懷，或直或曲、或顯或隱地抒懷寄慨，宣泄一己的感喟與見解。太史公作《史記》，應該說是十分客觀的，但裏麵同樣也有“借他人的酒杯澆自己的塊壘”的成分。《古文觀止》的編者即指出，觀《報任安書》中“家貧貨賂不足以自贖，交遊莫敢視，左右親近不為一言”三句，“則知史遷作《貨殖》、《遊俠》二傳，非無為也”。此前，金聖歎也曾說過：“人凡讀書，先要曉得作書之人是何心胸。如《史記》，須是太史公一肚皮宿怨發揮出來。所以，他於遊俠、貨殖傳特地著精神，乃至其餘諸記傳中，凡遇揮金、殺人之事，他便嘖嘖賞歎不置。一部《史記》隻是‘緩急人所時有’六個字，是他一生著書旨意。”《史記》作為信史，以客觀敘事為依歸，尚且如此；而個性更為鮮明的純文學作品，自然更應該充分體現作家的主體意識與思想傾向了。這裏有個突出事例，就是唐人杜牧的《阿房宮賦》。從前讀這篇散文，隻是沉浸在優美的詞章裏，至多領略一點小杜的“發思古之幽情”。可是，後來讀《樊川文集》，看到《上知己文章啟》，方知他是借古諷今，旨在勸誡唐敬宗不該大興土木。《啟》中寫道：“寶曆（敬宗年號）大起宮室，廣聲色。故作《阿房宮賦》”。這篇賦文就寫在寶曆二年。當然，文中並未直涉時事，而是批評一千年前的“秦人”，屬於“隔代監督”性質。
我寫過一個友情係列。這裏有宋美齡與張學良信守承諾，終始不渝的感人佳話；有周恩來彌留之際還記掛著老朋友的動人美談。同樣都是清代的政要，我寫了納蘭性德為了營救患難中的吳兆騫，甘冒巨大的政治風險；而李光地為了一己之榮華富貴，竟然恩將仇報，出賣朋友陳夢雷。在《不能忘記老朋友》一文中，我寫了周恩來總理由於長年累月超負荷地工作，特別是“四人幫”的明槍暗箭、百般刁難所造成的巨大精神負擔，使他的心靈飽受痛苦的煎熬，結果患上了惡性腫瘤，並已嚴重擴散，一米七三的個頭，最後隻剩下了三十公斤半的體重。住院二十個月，經過大小手術十三次，輸血八十九次，渾身上下插滿了各種管子，以至連翻身都受到限製。可是，他在臨終前卻鄭重囑咐：“不能忘記老朋友”，特別提到了張學良，說他是千古功臣。周總理的朋友很多，結交了大量黨外朋友。他秉承著傳統的“我有恩於人不可不忘也，人有恩於我不可或忘也”的古訓，哪怕是別人的一點點好處，所謂“滴水之恩”，他都永不忘懷。長征途中，他患病高燒，兵站部部長楊立三參與用擔架把他抬出草地。多少年過去，他一直記懷著這件事。1954年楊立三因病去世，身為國務院總理的周恩來，不顧工作繁忙，親自參加追悼會主祭，最後還堅持要抬棺送葬，體現了一種平等而深摯的同誌之情。我在文章中寫道：“不能忘記老朋友，這句普通至極的家常話語，卻是飽含著生命智慧、人情至理的金玉良言。寥寥七個字，雜合著血淚，凝聚著深情，映現著中華文明倫理道德的優秀傳統，閃射著偉大革命家高尚人格與政治遠見的奪目光輝，當然，裏麵也滲透著我黨數十年來鬥爭實踐中正反兩方麵的經驗與教訓。”
這篇散文發表後，反響極為熱烈，許多知名人士，有的是老專家、老幹部，寫信或打電話給我，說是“講出了他們的心裏話”。原因在於它觸摸到人們的“情意結”。我們在過去“政治運動”中，有時確是翻臉不認人，把老朋友忘得一幹二淨，甚至一腳踢開。像張伯駒所慨歎的：“一沉一浮會有時，棄我翻然如脫履。”說到張伯駒，令人感慨萬端。出於愛國至誠，他將一生中傾家蕩產買下的視同生命、價值連城的書畫等國寶，全部無償地捐獻給國家。可是，卻因堅持上演封禁的《馬思遠》一劇竟被劃成右派。至於在革命、建設時期為國家為民族作出過巨大貢獻，而在“反右”、“文革”中被錯劃為右派、打成反革命，甚至被“造反派”迫害致死的，更是所在多有。長期以來，每當想到我們國家處在創業維艱的草創階段時，有那麼多老朋友向風慕義、毀家紓難、赤誠相與、萬裏來歸，我都為之無比振奮，向往於無窮，同時也為這類“忘掉老朋友”的作為感到痛心。
寫張學良與宋美齡的重情守信，也是有感而發的。文中說：在我們號稱“禮儀之邦”的泱泱華夏，自古就流傳下來“掛劍空壟”、“一諾千金”的誠信美談。及至現代，世道澆漓，人情薄如紙，一切以功利、實用為轉移。“紅口白牙”當麵承諾的事，甚至“剖符作誓，立字為據”，到頭來都統統不算數，說翻就翻，說變就變。正因為如此，今天記下兩位百歲老人建立在信任基礎之上、根於良知的信守不渝，還是不無借鑒意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