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觀曆代王朝，其實，真正由嫡長子繼承皇位的並不是很多的。這裏受到諸多因素的製約，存在著種種變數和不確定性。比如，許多皇後沒有生兒子，或者雖然生了兒子卻過早地殤亡；有的即使得以順利地成長，或因君王的好惡，會直接幹擾嫡長製的施行；或因對於皇後的感情變化，“愛屋及烏”或者“殃及池魚”，也會影響到嫡長子的繼統；再就是，權奸、藩鎮、閹宦、後妃、外戚幹政，也是影響嫡長子繼承製貫徹實施的重要因素。
禍患的本源，在於君王擁有絕對的權威、無限的權力、巨量的財富，世間一切榮華富貴、物質享受集於一身，而且又能傳宗接代。由於王位具有強大的吸引力，因此，一切“窺視神器”的人，都不惜斷頭流血，拚命爭奪。這種情況，在上古時期不會發生。韓非子說，古代的帝王，住的樸陋，吃的很糟，穿的更差，就其享用來說，都趕不上看大門的；而且，還要帶領民眾，苦幹在前，弄得大腿、小腿上的毛都磨光了，簡直比奴隸還苦。因而，避王位，讓天下，原本是為了脫離苦差使，並沒有什麼值得稱讚的。可是，後世的君王就不一樣了，作威作福，坐享其成，那誰還不爭呢？這樣，爭奪儲位或者直接搶班奪權，就成為不可避免的了。
這就說到了宮廷內部的血腥爭鬥。西晉“八王之亂”，由王室、貴戚與後黨之爭擴大為諸王之間的廝殺；爾後，又由諸王間的廝殺擴展成各部族間的混戰。司馬氏集團的殘忍性、腐朽性全部表現在這場泯滅人性的惡鬥中，集中地展現了人性醜惡的一麵。這場狂殺亂鬥，延續了十六年，西晉王權像走馬燈一般更迭了七次。先後奪得權柄的汝南王、趙王、齊王、成都王、東海王，以及先為賈後所利用、隨後又被賈後殺掉的楚王等，無一不是凶殘暴戾的野心家、劊子手。在這場戰亂中，當權者晉惠帝及其八個兄弟，這個“血腥家族”，除一人外，有八人死於非命。在他們來說，原是玩火自焚，咎由自取；可是，卻殃及了幾十萬軍民，京都洛陽和中原大地的廣大勞動人民被推進了苦難的深淵，“蒼生殄滅，百不遺一”。最後導致了十六國各族之間的大混戰和持續三百年的大分裂，造成我國曆史上空前的大曲折、大倒退，其禍患與罪惡真是無比深重！
令人堪資玩味的，無論是勝利者、失敗者，得意的、失意的，殺人的抑或被殺的，知心人還是死對頭，為壽為夭，是愛是仇，死後，統統地都在北邙山碰頭了。誠如《列子》中所言：“萬物所異者，生也；所同者，死也。生則有賢愚貴賤，是所異也；死則有臭腐消滅，是所同也。”元人散曲中也講，“列國周秦齊漢楚。贏，都變做了土；輸，都變做了土。”
社會人生，充滿了不確定性。列國紛爭，群雄逐鹿，最後勝利者究竟是誰呢？魏耶？晉耶？應該說，誰也不是。宇宙千般，人間萬象，最後都在黃昏曆亂、斜陽係纜中，收進曆史老仙翁的歪把葫蘆裏。
為了揭示曆史周期律問題，我抓住撫順這個地方，寫作一篇《東上朝陽西下月》。真是“三百年風水輪流轉”，同樣是在撫順，開始是努爾哈赤以十三副遺甲起兵，艱難締造，創業開基，軍威赫赫，戰勝攻取；隨之，他的繼承者揮麾出關，中原躍馬，實現中華一統；爾後，幾代皇帝巡幸龍興故地，祭祀先祖，耀武揚威；最終，末代皇帝溥儀傀儡登場，賣國求榮，導致國破家亡，身敗名裂，以囚徒身份回到祖上肇基之地，在撫順戰犯管理所接受審判和改造。正好應了《左傳》中那句十分警策的話：“君以此始，必以此終。”
這裏，同時又展現了兩種判然有別的人生道路：努爾哈赤從被奴役、被壓迫中掙脫出來，成為能夠自己掌握人生命運的頂天立地的強者；而溥儀則是始終處於被人支配、被人操縱、被人塑造、被人利用的地位，淪為一種行為乖戾、心理畸形、完全失去自我的有聲道具和傀儡角色。“其興也勃，其亡也忽”，曆史無情，令人齒冷。
還有南北朝最末一個朝代陳朝。我寫了“兩口井”，一口井在浙江的長興，井旁就是陳朝開基創業皇帝陳霸先出生之地；另一口井，在金陵，是陳朝末代皇帝陳叔寶兵敗受辱之地—最後跳進胭脂井，了卻他的殘生。榮辱興亡兩口井，龍頭鼠尾一局棋。想那開基創業的陳霸先，南北馳驅，出生入死，費煞移山氣力，奪得萬裏江山；可是，坐上龍墩不足三年，便撒手塵寰。而到了末代皇帝後主手中，什麼祖傳基業，國脈民心，統統視之為輕煙，棄之如敝屣；整天擁著嬌姬美女，伴著文人狎客，沉溺於煙柳繁華地、溫柔富貴鄉，驕縱奢侈，荒淫無度，過著紙醉金迷的糜爛生活。他每時每刻，都以風流才子、浪漫詩人自命，根本就沒把君王、國主當回事。在他看來，哦詩度曲才是正業，至於“國家事”，縱不是“管他娘”，至多隻能作為“副業”，偶一為之罷了。陳霸先如果地下有知，當會痛悔當初：所為何來？
說到這裏，還應該帶上一句：封建帝王同一切讀書士子一樣，確實也有一個適才適所、才盡其用的問題。前麵有個陳後主，後麵還有個李後主，再後麵還有一個宋徽宗，他們本來都不是當皇帝的材料，卻偏偏被擁上“九五之尊”，結果，受到無情的命運的作弄，從榮耀的巔峰跌進災難的穀底，在慘酷無比的煉獄裏，飽遭心靈的磨折，深諳人世間的大悲大苦大劫大難，既逃脫不了亡國罪責，又人未盡其才、才未盡其用，留下了千秋愧憾，成為道地的可憐蟲。曆史不容假設，但我也曾偶發奇想：如果這三個人能夠從其所好，專心致誌於所擅長的專業，那又會怎樣呢？比如，陳後主不是說“哦詩度曲才是正業”嗎？那就讓他當詩人、去度曲好了，何必“牛不喝水硬按頭”，偏要讓他當那蹩腳的皇帝！那麼，李煜和趙佶呢？前者應該出任金陵詩詞學會會長，後者去當宣和書畫院院長；或者把權力再擴大一些，讓他們分別擔任南唐和北宋的文聯主席或者文化部長，適才適所，充分用其所長。那樣，就不僅確保其個人才智得以充分發揮，為泱泱華夏留下更多的精神財富；而且，這三個國家也會因為少了一個無道昏君，生靈免遭一些塗炭。有鑒於此，所以，古代詩人就寫了：“作個才人真絕代，可憐薄命作君王！”
五、封建王朝遞嬗與文化傳承問題
金人入主中原之前，文化十分落後，可是，卻葆有頑強拚搏的蠻勇之氣和進取精神，而接受了宋、遼文化的熏陶之後，加速了女真封建化的進程，大大增強了國力，推進了金源文化的發展。不過幾十年時間，就從建國之初尚無文字，發展到大定（世宗年號）、明昌（章宗年號）之際文化上的巨大躍遷，以至“自立於唐、宋之林”，以文治見稱於史冊。但是，他們在充分享用宋、遼文化碩果的同時，也吸納了這兩個封建王朝的消極、腐朽的東西，而把本民族所固有的健康質素漸漸地丟失掉，這種新的文明最後又反過來使它變成了被征服者。正如馬克思所說，野蠻的征服者總是被那些他們所征服的民族的較高文明所征服，這是一條永恒的曆史規律。
看來，人，既是社會文化的創造者，也是社會文化的製成品。這種文化裏麵，常常包含著一種悖論—自我相關的價值、功能上的悖謬；隨著時間的推移，它會不斷地作反向運動與轉化，從而使創造的結果、最後的效應，恰同原初的願望背反。這裏，我想到19世紀初發生在歐洲的一則軼事。在沙皇亞曆山大的親自率領下，帝俄軍隊與奧、普等反法聯軍一起追擊拿破侖的部隊，馳騁在歐洲大地上，並以勝利者的身份進駐了巴黎，算是徹底打敗了法國。可是，當俄軍撤離法國凱旋時，人們卻驚奇地發現，這支軍隊已為被征服的土地上的新的思潮所浸染。戰士們回到俄國，見到城鄉中依然盛行著農奴買賣製度和慘酷的肉刑，不禁為之義憤填膺，紛紛起來抗議。這又是沙皇亞曆山大始料未及的。
女真人建立的清王朝，比他們的先代要高明一些，但在吸收所征服的民族的較高文明方麵，大體上走的是相似道路。到後來，八旗子弟不也是重蹈覆轍嗎？
滿清征服者清醒地認識到，坐天下和取天下不同，八旗兵、綠營兵的鐵騎終竟踏平不了民族矛盾和思想方麵的歧異。解決人心的向背，歸根結蒂，要靠文明的偉力，要靠廣泛吸收知識分子。他們自知在這方麵存在著致命弱點：作為征服者，人口少，智力資源匱乏，文化落後；而被征服者是個大民族，擁有龐大的人才資源、悠久的文化傳統和高度發達的文化實力。因此，從一開始就把主要精力放在兩件事上：一是不遺餘力地處置“夷夏之大防”—采取行之有效的民族政策；二是千方百計使廣大漢族知識分子俯首就範，心悅誠服地為新主子效力。“以餌取魚，魚可殺；以祿取人，人可竭。”科舉製就是以爵祿為誘餌，把讀書、應試、做官三者緊密聯結起來，使之成為封建士子進入官場的階梯，撈取功名利祿的唯一門徑。
但是，這裏也明顯地存在著一個難於處置的矛盾，或者說是哲學上的悖論：一方麵是治理天下需要大批具有遠見卓識、大有作為的英才；而另一方麵，又必須嚴加防範那些才識過人的知識分子的“異動”，否則，江山就會不穩，社稷就會動搖。最佳的方案，就是把那些“英才”統統炮製成百依百順、俯首帖耳的“奴才”。在牢籠士子、網羅人才方麵，清朝統治者是後來居上，棋高一著的。他們從過往的曆史經驗和現實的特殊環境中悟解到，僅僅吸引讀書士子科考應試，以收買手段控製其人生道路，使其終身陷入爵祿圈套之中還不夠；還必須深入到精神層麵，馴化其心靈，扼殺其個性，斫戕其智能，以求徹底消解其反抗民族壓迫的意誌，死心塌地地做效忠於大清帝國的有聲玩偶。
其實，清朝的主子向來就不承認“天王聖明”之外還會有什麼“英才”。他們一向厭惡那些以“賢良方正”自居的臣子，尤其是看不上那些動輒憂心忡忡、感時傷世的腐儒、騷客。因為設若臣下可以為聖為賢，或者人人都那麼“憂患”起來，那豈不映襯出君王都是晉惠帝那樣的白癡、宋徽宗那樣荒淫無道，說明其時正遭逢亂世嗎？乾隆皇帝就否定過“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說法，他的意思顯然是，如果責任都放在村野匹夫身上，那他這個皇帝豈不形同虛設！所以，“聖朝設考”，物色奴才，當無疑義。
上麵這些話，可以看作是《龍墩上的悖論》的內容摘要；或者換個說法，稱之為《君王論》，亦無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