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大連晚報》記者問
記者：王老師，您在散文《青燈有味憶兒時》中詳細談了童年讀私塾的情形。說起來，您雖然年逾古稀，但這個年齡段的讀過私塾的並不多，這應該是非常寶貴的表本性記憶（原諒我生造新詞）。幾年前，任繼愈等學者曾在談到中國的教育問題時說，莫不如恢複科舉。您認為，那段私塾時光對您有著怎樣的影響？與當時、現在的中小學教育相比，那種私塾式教育方式有些什麼得與失？
王充閭（以下簡稱“王”）：八年私塾教育，使我有機會接觸中華傳統文化中一些最基本的典籍，掌握了舊時代一個讀書人必須具備的基礎知識和技能（如讀寫古文、作詩填詞等），打下了比較堅實的國學功底，為我日後啟迪思路、研究學問、創作詩文提供了必要的基礎。由於這種教育方式嚴格要求背誦，因而經書、史書、詩文典籍中大量的重要論述以及名章雋句，至今仍牢記不忘。應該說，這都是寶貴的精神財富。而且，“童子功”的特殊強化訓練，也充分開啟了智慧之門，增強了記憶能力，至今仍深受其益。當然，它的負麵影響也是明顯的，一是束縛頭腦，限製了思維的擴展；二是學問單一，缺乏自然科學、西方哲學、藝術、外語等現代知識分子應該掌握的知識；三是完全忽視體育鍛煉，談不上全麵發展。
記者：我讀書不多，匆匆瀏覽了一下，覺得您的文化散文寫得頗具功力，而相比某些作家大腕，遭到的質疑或者責難也可以說很少。您認為，作為一名作家，一個文人，在向學者型作家進化的道路上，如何克服與學院中人相比的那種理論上的短板？我們僅靠閱讀便可以解決一切問題嗎？
王：作家也好，學者也好，首先應該是思想者。有一位著名作家提倡“作家學者化”。學問對於一個作家來說，當然重要；但我以為，要想站在時代的高度，真正成為“人類靈魂工程師”，絕不是僅有知識或者掌握了寫作技巧就能勝任的。最重要的是有深刻的認知能力，具有思想高度。遺憾的是，當今大量作家，也包括一些學院派的學者，恰恰存在著這種“理論短板”。何謂知識分子？不僅有知，還要有識，否則就不完全。人們通常說，學習是為了獲取知識。其實，若是細致地分，這裏有三個層次：一是搜羅信息，二是獲取知識，三是掌握規律、增長智慧。市場經濟，商業社會，人們自然都重視信息的獲得，追逐新鮮事物，可是，如果僅僅滿足於信息層麵，不能做進一步的深入探求，久而久之，這個民族的思辨能力、思維層次就弱化了，原創性思考就萎縮了。解決這個問題，以我的實際體驗，最根本的是打好哲學、史學的基礎，做到哲思、史眼、文心（詩性）三統一。有誌於此久矣，但我做得還很不夠。
記者：寫作時如何避免出現硬傷？對那些一知半解的問題，是不是盡量不要碰？而待都鑽研透徹了再去寫？
王：盡管我從小就接受過嚴格訓練，文史方麵許多知識記得還算紮實；但在寫作中涉及到有關內容，我都要找出原文仔細對照；即使是一個典故、一句古詩，我也要一一核實。一部十二卷本的皇皇大著《漢語大詞典》和一千萬字的《中國曆史大辭典》，我整天都放置案頭，每天都要翻上十次八次，有的封麵已經翻爛了。不要說寫文章，就連平時交往，比如我向文友贈書，這要簽上人家的名字，有的名字裏有個“筱”字，那我也要查一下字典，看看這個字在“立人”旁邊是否還有“一豎”，唯恐寫錯了對人家不尊重。現在有些作家以文史為題材進行寫作，本來知識儲備就不足，再加上手懶，結果習慣於用二手、三手材料，必然就硬傷累累。說到一知半解，我以為這並不可怕，任何人也不可能全知全能，關鍵在於有個認真的態度，能夠認準一個問題深入鑽研下去。文化知識有一個逐步累積的過程，任何人都是由知之不多到比較精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