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從有關資料上看到，您曾經做過中學教師、編輯記者，後來在機關工作，曾經到過全國所有的省份，還訪問過三四十個國家。這種不斷成長的人生態勢、這種豐富的閱曆，對您的寫作和治學有著怎樣的影響？讀書與遊曆，您認為哪一個更重要一些？
王：比起上一輩的許多學者、作家，我的經曆不算豐富、複雜，如果說稍有進境，主要是得力於學習、思考。這個學習，也包括讀“無字之書”—廣泛接觸社會人生，周遊神州大地。我覺得，主要的還不是走了多少地方，而在於是不是真正深入進去了，確實有所得。我隻要是足跡所至，都力爭有所收獲。要有創作的準備，這是茅盾先生提出來的，他特別強調這一點。我每到一個地方，事先都找些背景資料，擴展自己的知識領域。“涼鍋貼餅子—溜了”，那麼，熱鍋貼餅子怎麼不溜呢？看來，主客觀必須很好地結合起來。我身邊經常備有筆記本，把讀書、思考、觀察所得，隨時記錄下來，而且要能分類。這樣的筆記，我有七八十冊，現在都成了寶貴的財富。讀書如攻城，堂堂書陣百重關。攻城不怕堅，說的就是鑽研、思考。“學而不思則罔”，思考是最重要的。
記者：“劉項原來不讀書”，記者其實也是不讀書的。作為曾經的記者，您對後輩有怎樣的期待和建議？
王：記者廣見博聞，接觸麵寬，反應銳敏，思路開闊，優越之處甚多；不足之處，是不利於專業研索，容易淺嚐輒止。特別要警惕滿足於信息的把握，而忽略了思想的深入。最近，我讀到一篇美國南加州大學高級研究員尼爾 加布勒的文章。他說：“當今我們的思想變弱了，不是因為我們比前人愚鈍，而是因為我們不像他們那麼在乎思想。實際上，我們生活在一個思想日趨式微的世界，真正原因可能在信息本身。我們現在知道的信息超過以往任何時候，在這樣一個時代，我們就思考得少了。過去，我們收集信息不隻是為了了解情況。那隻是開始。我們收集信息也是為了將其加工升華，變成更有用的東西—將信息融會貫通變成思想。不僅試圖了解世界，而且力求真正理解世界，這是思想的主要功能。偉大的思想為我們解讀世界和相互解讀。馬克思指出了生產資料與我們社會與政治製度的關係。弗洛伊德教我們探究自己的心理，作為理解我們感情和行為的一條途徑。愛因斯坦改寫了物理學。這些思想使我們能夠思考自己的存在並試圖回答生活中令人畏縮的重大問題。而我們淹沒在浩瀚的信息中，即使有心也沒有時間去加工提煉，而且我們大多數人也不想去做。我們已經成為信息陶醉者。”
記者：您這次來大連，講座的題目是《老皇帝的難題》，說的是皇帝在選擇繼承人時所麵臨的難題。據我的理解，是在立嫡出長子與選賢之間存在著矛盾，在“家天下”與“天下為公”、選賢任能之間也有矛盾。作為老皇帝，恐怕最難的是，一方麵為了維持穩定，要依循宗法製度，確立嫡長子為太子，以備將來繼位；另一方麵，還必須考慮選出一個能繼承祖業的可靠人選，要在二者之間尋求平衡，找到最大公約數。否則，雖然確立嫡出長子了，結果卻是一個白癡，像晉惠帝那樣，最終是天下大亂。那麼，若是從次子、庶出的兒子中間選拔一個英傑人物，又極易造成宮廷血案，比如唐太宗、雍正帝登基那樣。不知道我的理解對不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