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在這次講座中，我想著重闡明兩點：一是，自從皇權世襲這一體製確立下來，封建王朝就始終潛伏著無法克服的矛盾，成為一個永遠跳不出的怪圈：要麼，你就幹脆放棄“家天下”的皇位世襲製，“天下為公”，選賢任能；要麼，就得每時每刻都要麵對兵連禍結，骨肉相殘，朝廷危機四伏，社會動蕩不寧，直至政權喪失，國破家亡的現實。放棄前者不可能，因為“家天下”、世襲製是封建皇帝的命根子；這樣，就隻能永無窮盡地吞咽混亂、敗亡的苦果。二是，探索那些創業垂統、叱吒風雲的封建帝王，何以在籌措其他方麵都能得心應手，心想事成，而偏偏在建儲、交班這件事上，屢屢受挫，捉襟見肘，焦頭爛額，狼狽不堪。而且，越是那些開基創業、大有作為的英明君主，在處理繼統問題上，越是容易出現麻煩。想就這一發人深思、耐人尋味的曆史現象，發掘一些規律性的認識。
記者：感覺明朝選出的多是混蛋皇帝，而清代頗有幾代明君，兩代在立嗣製度上有什麼不同嗎？
王：明代在曆朝曆代中，執行嫡長子繼承製最為堅決、徹底，情況也最糟糕。明朝十七位皇帝中，有八位按柏楊的說法屬於“草包惡棍型”。他們在位時間多數又很長，明朝二百七十六年的統治，這八個人就統治了一百七十三年，占去63%的時間。清代前期大體上也是奉行嫡長子繼統製，到了雍正帝之後，開始實行秘密建儲製。這樣，立嗣問題就由公開轉向秘密，大權完全掌握在皇帝一人手中，可以不受任何幹擾。其直接效果是淡化了皇位繼承問題的敏感性，緩解了宗室內的火並、爭奪，對於穩定局勢、強化皇權，起到了一定作用。當然，根本性的矛盾並沒有解決。至於出了幾代明君，與這個關係不大。曆史發展，按照恩格斯的論斷，是由多種合力促成的，而且帶有一定的偶然性。
記者：這種不大可能解決的難題，是人類曆史選擇告別“家天下”的根本原因嗎？即使是當今的君主製國家，皇權也已不大起作用了，畢竟還是需要一個真正的賢者、能者來治理國家嘛。
王：曆史上，由於君權是一種不受製約的最高權力，它使得王朝的命運，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君主的個人素質。因此，“立賢”應該是最佳選擇。可是，“立嫡立長不以賢”，卻公開放棄了德才考量，成為一種極端典型的“非智、去賢”的繼統方式，使得高度集中的皇權與實際的治國理政能力完全脫節。且不說與儒家的“尚賢”、“傳賢”的政治理想相背離，最為嚴峻的問題是同現實的需要不對稱。如所周知，麵對極端繁重的政治事務和無比複雜的宮廷紛爭，即使經過嚴格選擇的賢能君主也難以應付，更何況在嫡長子繼承製度下，登上皇位的難免會出現幼兒、白癡乃至性格變態者濫竽充數。這與專製政體所要求的“全智全能型”的聖帝賢王，確是南轅北轍；而由於君主的終身製，更使得後果益發嚴重。因此，最後必然是絕路一條。
記者：期待著您的講座。恭祝順利，成功！
王：謝謝。
（201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