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說道：“你說的那個南霸天我知道，遊擊訓練班的時候，我給他們上過電台使用課！後來怎麼樣？南霸天跑了嗎？”
韓僑說道：“那還用問，亂槍打死！由於經常槍斃犯人，因此我和李誌堅的情緒都低落到了極點，我想十五年徒刑恐怕熬不出去了。正在這時收到家裏來信，說我父親去世了，臨死時還喊著我的名字。我簡直不想活了，可我那時才二十四歲，年紀青青就自己結束自己的生命，我也不甘心。有一天我在水稻田裏水平地，一個叫郝誌祥的犯人找我的麻煩，這家夥原是國民黨統治時期的一個地痞狗腿子，其壞無比，總想拿別人立功，經常向管教幹部打小報告，犯人沒有不恨他的。他說我這裏平的不好，那裏平的不對，還說我幹活投機取巧，把我氣壞了。我掄起鐵鍬照他腦袋劈去。要知道，因為是新開荒的地，為了切草皮，犯人的鐵鍬三麵都磨的象刀子似的，這一鍬如果劈在他腦袋上，非把他腦袋削去半個不可，反正我也不想活了。他沒想到像我這樣一個大學生，身體又瘦又小，竟敢這樣行凶，他嚇的趕緊往前跑，可兩隻腳陷在泥裏，挪動不方便，隻把身子彎了下去，我的兩隻腳也陷在泥裏，往前挪動不了。因為他彎下身去，我的鍬就夠不著他腦袋了，同時當鍬落下去的時候，角度也變了，一下就拍在了他的後背上，把他打的趴在了泥裏，我的鍬把斷成了三截，我把吃奶的力氣都用上了！帶工的幹部命令在附近幹活的幾個犯人趕緊把他扶起來，時間長了泥水就把他嗆死了。他穿個棉襖，背上都被我打紫了。誰也沒有想到我會幹出這種事來。帶工幹部立刻命令把我捆起來押回監舍去，帶上手銬腳鐐塞進了小號裏。 這回的小號跟上次關的小號可就大不一樣了。小號高一米左右，寬不足一米，長一米五左右，像我這樣一米六三的小個子，在裏麵站不起來，躺下伸不直腿，活像一個棺材。我這一鍬要是劈死了他，毫無疑問我要償命，即使他死不了，用鐵器行凶，我也要被加刑，可是關了我三個月就把我放出來了，隻記了一大過，沒有加刑。這是為什麼呢？管教幹部找其他人了解情況，我們倆是怎麼打起來的，所有的犯人都異口同聲說是他挑起來的，都說這個家夥壞，說他平時彙報別人也是假的，犯人沒有不恨他的。其實管教幹部也知道這個家夥壞，他並不屬於“自己人”（所謂“自己人”就是那些國家幹部、軍人犯一般刑事罪的家夥。毛澤東把這些人稱為“人民內部犯罪”。在勞改隊裏，這些家夥實際上成了犯人中的貴族）的範圍，同時又考慮到我剛入監不久，刑期長，思想不穩定，最近父親又死了，心裏難過，因此算是對我從輕發落。不過這三個月的小號也算是閻王爺開恩，好歹活出來了。
我說道：“真想不到，你小子在勞改農場吃了這麼多苦？”
韓僑說道：“這他媽算個屁？最難受是餓啊！我們每天三兩八的苞米麵，這個滋味真不好受阿！出來時我真成了皮包骨頭了，腳鐐子摘下來以後，我連十公分高的一根門檻都邁不過去，隻能像剛學會走路的小孩子一樣，用手扶著門框才能邁過去。
在北京監獄時我認識了一個叫孫得高的犯人，山東萊陽人，父母在抗日戰爭期間參加過膠東遊擊隊，後來被日本人殺害了。解放後他參加了海軍，是海軍少尉。五十年代初共產黨大力號召學習蘇聯老大哥，跳舞是蘇聯人的主要娛樂活動之一，於是我國的機關、工廠、學校、部隊等每個星期六晚上都舉辦舞會。孫德高迷上了跳舞並在舞會上交了個女朋友。交女朋友是要花錢的，他掙的那點軍響不夠花就向戰友借，但借了他又沒有錢還人家，人家多次問他要，他還不出。有一次一位借給他錢的戰友當著他女朋友的麵問他要錢，他覺得這傷了他的麵子，結果把人家打了，於是被關了禁閉。他又把禁閉室給砸了並打了看禁閉室的戰士。本來關七天禁閉就算了，這下可好，被軍事法院依破壞軍紀罪判刑三年。他更火了，繼續胡鬧，又被加刑到七年並轉到地方，進了北京監獄。這下他更灰心了，女朋友也吹了，自己的父母為革命獻出了生命，而今天為這麼點小事就判我七年徒刑，這輩子算完了。於是便破罐子破摔，頂撞幹部、抗拒勞動、罵監獄長，又被加刑到十五年。他幹脆就豁出來了，越鬧越厲害，監獄長找他談話，他打了監獄長一個嘴巴。這還了得！犯人打管教幹部那是犯死罪的，要是換一個沒有像他這樣的家庭出身背景的犯人，動手打管教幹部，非槍斃不可。但考慮到他畢竟是烈士遺孤，原犯罪也較輕，又不是反革命這樣的階級敵人，因此對他寬大處理，加刑到死緩，塞進了小號，一關就是三個月。在小號裏每天給他三兩八錢的苞米麵窩頭（或稀粥）吃。“三兩八”是什麼意思呢？聽一些早進監的犯人說（管教幹部也透露過）是一位法醫研究出來的，一個人隻要不幹活，躺著不動，每天吃三兩七錢五的苞米麵就餓不死，四舍五入成了“三兩八”，這也算是“人道主義”吧？！ 在三年“自然災害”期間，社會上的人都吃不飽，全國餓死了幾千萬人，你想，勞改隊犯人的生活能好嗎？犯人當中又犯了錯誤的“犯人中的犯人”，被關起來不勞動，還能讓你跟一般犯人享受一樣的待遇？於是便決定隻給“三兩八”吃。說來也奇怪，有人被關小號最長達一年多之久，竟然沒有餓死！我看這位發明“三兩八”的法醫真“應該得諾貝爾生物獎！”但這種長期饑餓的滋味可真難敖嗬。上刑隻是皮肉之苦，是短時間的，而這種饑餓卻是長時間的。凡是五九年到六一年在北京勞改單位被關過小號的犯人，一提起“三兩八”沒有不害怕的。 孫得高被關了三個月實在受不了啦，要求跟監獄長談話，監獄長問他：“怎麼樣，孫得高？你想談什麼？你服不服？”他說；“報告監獄長（犯人跟幹部談話，前麵必須加‘報告’兩個字，過去孫得高從來沒喊過報告），我服了！在敵人的機槍麵前我沒有低過頭，現在共產黨把我餓怕了，我服了，我低頭認罪。”監獄長笑了，把他放了出來，這回可真的成了皮包骨頭了。後來孫得高也到了興凱湖勞改農場並且跟我在一個中隊。我們在一個中隊呆了四年多，後來他被調走了。他雖然被加刑到“死緩”，但我估計用不了十年他就會被釋放的，因為他畢竟屬於“自己人”。出來後，那些刑事犯可就對我另眼相看了，這就應了那句話：“橫的怕愣的，愣的怕不要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