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西文化當中，內閣製度都不是什麼新鮮玩意，不過盡管都叫內閣製度，可是中西方的內閣製度卻基本是兩種東西，它們之間的差異之大，絕非一個詞語能夠涵蓋。
眾所周知，華夏的內閣製度是源自於大明，其出現本身也是因為一個非常有名的曆史事件之後——即胡惟庸案，這一案件的特殊性自然無需多言，總之朱元璋廢除了兩千多年的宰相製度，改變了皇權與相權之間的界限。
當皇權過於龐大的時候，帝國繁重的政務都會堆積到皇帝一個人身上，即便是長時間007工作的朱元璋皇帝，也會感覺到辛苦勞累，而到了他的子孫後代的時候，由於沒有老朱這麼奇葩的能力，於是果斷分權給了官員，也就導致了內閣製度的出現。
也就是說，華夏的內閣製度是源於皇權的過於集中，而導致不得不出現的分權現象，因此明朝皇帝內心並不想給那些為自己幹活的大臣們以太高的官位，也就導致初期的內閣大學士們，幾乎都是以顧問的身份參與到政事當中，官品則隻有小小的正五品。
與此同時，由於皇帝對大臣們都不放心，因此明朝的閣臣們隻有建議權，也就是票擬的權力，沒有決策權，也就是沒有披紅的權力，因此早期都是閣臣票擬，由皇帝本人來披紅，從而保證皇帝擁有最大的權力。
可問題是，即便隻是披紅，皇帝每天也需要007上班，這對於皇帝來說實在是太殘酷了，因此披紅權力也就慢慢過渡到了皇帝最信任的人手中——即內廷的太監們，他們開始讀書學習，參與到政治當中，而就像前麵所說的，他們的角色並不是閹黨，而是保皇黨。
這一製度延續到了清朝，而即便是清朝改頭換麵的軍機處製度，也無非就是內閣製度的一個翻版，並沒有超出這個局限的範圍。
可是，無論是明朝的內閣製度還是清朝的軍機處製度，並沒有達成皇帝真正想要的狀態，而且恰恰是因為明清的這兩種製度，才導致內閣的權力責任劃分變得困難，甚至導致文臣集團的權力過於泛濫。
簡單來說，內閣或者是軍機處的作用是在於輔政，因此皇帝是必須要給與內閣一定的權力，而由於沒有了宰相，導致六部的庶務是被下放到了部閣，使得尚書們的權力變得更大，這樣一來內閣統籌六部也就變得順理成章。
可問題就來了，內閣擁有巨大的權力，可是權責卻並不一致，所有的責任都實際上歸屬於皇帝本身，而皇帝又天然不會承擔責任，也就導致出現了問題，全朝廷雖然都是責任人，可是卻沒有人能真正承擔得起責任，又不敢對皇帝問責，隻能選擇不了了之。
其次，在法理上麵，內閣由於沒有宰相之名，自然也無宰相之責，因此即便是更換內閣首輔，也無法對首輔進行問責，因為他們明麵上並沒有權力。
像嘉靖時期的嚴嵩便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嚴嵩無宰相之名，而有宰相之權；有宰相之權，而無宰相之責。”這句話正是說出了內閣製度的弊端所在，而且正因為首輔權責不一致，也才使得明朝黨爭紛紛，像嚴嵩被徐階擊垮，而徐階又被高拱逐走，這也反映了內閣本身的不確定性。
明朝的內閣製度本身並不夠全麵，更談不上完美，它本身由於不夠健全，才會出現崇禎十七年時間內換掉了十九任首輔的笑話，而朝廷長時間陷入這種無意義的內耗和黨爭中，也才使得明朝的敗亡。
因此，寧渝在建立大楚之後，雖然也建立了內閣製度，可是心裏也一直希望能夠在原來的基礎上進行改變，而改變的方向，自然是要讓內閣權責一致，即責任內閣製度。
寧渝望著臉上帶著迷茫的眾人，語重心長道：“朕是要真正跟內閣共同治理天下的，絕不隻是讓內閣作為一個隻會票擬的部門，這披紅之權，早就應該授予內閣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