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經濟界最引入關注的事情，是國務院批複同意浙江溫州成為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這讓溫州再次成為了改革的新焦點。
在本輪改革開放中，溫州人是第一個吃金融創新這隻螃蟹的，早在1984年，方培林就創辦了建國後的第一家民間錢莊，當然它隻存活了一天。而隨後，溫州人轉入“地下”，從事各種遊走在政策邊緣的金融活動，從高利貸到炒房團、炒煤團到炒棉花團，民間資金的活躍引入矚目。這次中央把金融改革的試驗區放在溫州，既可見溫州的地位，又可見中央的決心。
不過，到具體的細節，卻有很多值得商榷的地方。所謂試點，關鍵在兩個，一是試什麼，二是選什麼點。
先說試什麼。國務院批準溫州的報告內容很龐雜，主要任務有十二項，其中包括：規範發展民間融資、加快發展新型金融組織、發展專業資產管理機構、研究開展個人境外直接投資試點、深化地方金融機構改革、創新發展麵向小微企業和“三農”的金融產品與服務、培育發展地方資本市場、積極發展各類債券產品、鼓勵和支持商業保險參與社會保障體係建設、加強社會信用體係建設、建立金融業綜合統計製度，加強監測預警和建立金融綜合改革風險防範機製。
仔細讀一下，這十二條非常的宏大，涵蓋了金融市場 化改革的很多方麵，而大多屬於原則性意見，比如，加快發展新型金融組織、發展專業資產管理機構、積極發展各類債券產品，等等。這些任務在之前的各類中央及部委文件中大多已經出現過，甚至有很多條，絕不是溫州一地可以“率先”試驗的。
譬如十二條中的、被不少人認為最有新意的第四條，“研究開展個人境外直接投資試點，探索建立規範便捷的直接投資渠道。”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變革突破點，是人民幣國際化和利率市場化的重要前哨性探索，然而，如果這個試點隻在溫州展開，那麼，會不會出現新的資金流向混亂？這些操作性難題，其實都需要進行認真的研究。 再譬如，十二條提出要“鼓勵和支持民間資金參與地方金融機構改革，依法發起設立或參股村鎮銀行、貸款公司、農村資金互助社等新型金融組織。符合條件的小額貸款公司可改製為村鎮銀行。”然而，要切實地展開這些試驗，在法律上必須先擬定《放貸人條例》和《金融機構破產暫行條例》，因為沒有這兩個法律，任何新的、民營性金融機構的探索，都存在巨大的法律風險。
在分析了中央給的“十二條”之後，我們再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到底溫州人想要的是什麼。
在國務院批複試驗區的文件之前，溫州市政府起草過一個《溫州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總體方案》，其中提出了八個專項具體子方案，包括：創建民間資本管理服務公司、發展小額貸款公司、發展股權投資業、做強股權營運中心、創辦民間借貸登記服務中心、溫州銀行發展規劃、農村金融機構股份製改革、創建地方金融監管中心。 把國務院的十二條與溫州政府的八條相比較，就可以清晰地看出了差別：中央給的是麵粉，溫州要的是包子。“溫州八條”都非常的具體，細致到了創辦怎樣的公司或中心。溫州人其實很現實，他們要的是“牌證權”，想要跟三十多年前一樣，挖一個政策的窪地，把周邊的錢都引進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