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專欄繼續講抵製洋貨運動，主角是日貨。在過去的整整一百年裏，有三次重大的抵製日貨運動。
在東亞地緣政治中，日本是唯一沒有被中華帝國征服過的國家。甲午一戰打完後，鄭觀應寫了一部非常暢銷的《盛世危言》，他指出，日本是中國最大的敵人。當時，日本的產品已經對中國構成了威脅;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日本更是取代英國成為最大的貿易商;更讓中國人難堪的是，日本商品在傳統的“中國貨”上也取得了優勢，日本茶葉、日本絲綢的國際貿易額相繼都超過了同類的中國商品，成為最大的出口國。
對日本貨的第一次抵製運動發生在1915年，日本逼迫袁世凱簽“二十一條”，遭到各界的強烈抗議。隨之，各地紛紛爆發了日貨抵製運動。
當時，抵製日貨的暴風源是上海，滬上各界在張園召開了反對“二十一條”的國民大會，到會者近4萬人。5月9日，當袁世凱接受“二十一條”的消息傳出後，舉國視為奇恥大辱，這一天，被定為“國恥日”。上海、廣東等十多個省份的商會通電反對，抵製風潮隨即席卷全國。正是在這次風潮中，中國的民族工業第一次打出了“中國人用中國貨”的口號，數以百計的工廠湧現出來，生產中國貨以替代流行的日貨。此後每年的5月9日“國恥日”都成為了抵製日貨的動員運動。抵製日貨成為中國社會的常態，中國將日本牢牢地定位為頭號政治、軍事和經濟敵人。
對日貨的第二次抵製風潮發生在日本入侵東三省的1931年。據《時代》周刊的報道，此次日貨抵製運動的激烈化和全麵化超過了以往的任何時期，並出現了新的運動傾向：一是民族主義熱情下的準暴力化;二是政府積極參與的製度化。
在抵製運動中，民眾表現出超乎尋常的高道德標準，日貨被定名為“仇貨”，也就是仇人生產的商品，是寧可餓死也不能使用的東西。人們還重新定義了“奸商”的概念，在民族危機的語境裏，它被升格為“叛國的商人”，所有出售日本商品的商人都成了叛國者。當時的國民政府也針對性地大幅提高日本進口商品的稅率，其中，棉庫綢的稅率提高800%，毛織品提高200%，短短半年內，日本相關商品的在華銷售就降低了近2/3。
對日貨的第三次抵製發生在1990年代的中期，這又有了新的發生背景和特征。
1978年，中國開始改革開放，鄧小平首次出訪的國家就是日本，他帶去的唯一訴求是，渴望得到日本企業的投資。當時的日本企業也成為開放中國的最積極的參與者，整個1980年代可以說是中日經濟的“蜜月十年”。
進入1990年代後，情形又變了。首先是日本經濟泡沫破滅了，國家和企業競爭力大幅下滑;其次，中國本土企業經曆了十年磨練，基本上完成了輕工業的產業布局，於是，一場振興民族品牌的經濟運動如水到渠成般地開始了。 與前兩次相比，這是一場真正意義上的“商戰”，中國企業在價格、規模、技術和行銷傳播等方麵展開了全麵的攻擊，並取得了超乎想象的成功。及至今日，中國的經濟總量已超過日本，而日本也不再是中國最重要的經濟競爭對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