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因釣魚島事件，國內爆發了抵製日貨的民間運動，很多年輕人覺得很新鮮。接下來兩篇專欄，我從商業史的角度談談抵製洋貨這件事，說的不對，大家多批評，不過別砸我的車。
按社會學家漢斯·孔恩的定義，民族主義是一種思想狀態，認為國家是政治組織的理想形式，也是文化創造與經濟繁榮的源泉。
在中國近現代史上，民族主義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命題，它像一根敏感而脆弱的神經，稍有撥動，就能引發喧天的風潮。一百多年以來，外國人給予中國人的恥辱是如此的平常，這些記錄包括一切可以想象得到的方式，從巨額賠款到割讓國土，從火燒皇家園林到兩個外來軍隊在中國土地上交戰。
民族主義的狂熱便是在這樣的土壤上熊熊燃燒起來的。當國家和民眾無法從軍事和政治上獲得尊嚴之後，民族主義的“地火”就曲折地向商業領域轉移。在之後相當長的時間裏，帶有強烈民族主義色彩的抵製洋貨運動一直是民族企業最鋒利的武器。
自20世紀以來，第一次大規模的抵製運動發生在1905年，對象是美國貨。在這一年，美國政府製定排華法律，在十年內拒絕中國工人進入，並對在美華人進行了種種人權上的限製。夏天，在華人勞工輸出的基地華南地區爆發了大規模的抗議活動和抵製美貨運動，至少有10個省份出現了遊行。一個叫F·W·福斯特的觀察者在當年的報紙上評論說，“中國人抵製美貨，是老大帝國反對外國的不公正和入侵的憤恨情緒在覺醒的顯著證據。”國內外專家普遍認為，1905年的這場抵製運動是“第一次跨越了各種社會團隊的大眾抗議”。
第二次全國性的抵製運動發生在1908年，對象是日本貨。這年開春，廣州官員以走私武器為理由查封一艘日本輪船“二辰丸”，日本政府強勢幹預，中方迫於壓力，釋放了日船。這個事件激怒了中國人，他們認為清政府懦弱無能。憤怒很快演變成一場日貨抵製運動。廣州的商會和同鄉會發出公告，號召抵製日貨，他們甚至還提出了一個不可能實現的抵製目標—直到所抵製的貨物總值相當於對日賠款總額。這場抵製一直持續了一年多。1909年，日本加快在東北三省的政治和經濟滲透，宣布它將擁有從沈陽到安東的鐵路的建設權，很快在東三省的城市也爆發了大規模的抵製日貨運動。
這些抵製運動直接催生了第一批現代意義上的“非政府組織”。1911年12月，上海成立中華國貨維持會，滬上幾乎所有知名的商人全數參與，最初的宗旨是力圖用國貨原料製作禮服，後來很快轉型成全國性的洋貨抵製領導機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