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田秀為創辦織綢車間費盡心思，先是把心腹王德功派到果城綢廠學習織綢技術，然後由王德功負責籌建。
王德功雖是煮繭工人出身，但很有事業心且精明能幹，聰明好學，在果城綢廠學習半年就完成了任務。
他回廠時，從果城綢廠帶回了一台鐵木機，隻織白洋紡這一個品種。
從一台鐵木機和一個白洋紡起家，等半年後楊木青調去織綢車間時，已發展到60台織機，生產七、八個花色品種了。
織綢車間的誕生和發展讓“遊常死黨”很不高興，他們指使嘍囉到處向上頭反映，說孫田秀辦織綢車間是想搞獨立王國，架空黨委，安插的盡是砸派人員；
除了告狀，還在原料上做手腳，弄些不好織的絲，讓織綢車間織不出綢來；
當這些陰謀一一被粉碎後，他們狗急跳牆，趁著“割資本主義的尾巴”時，給孫田秀貼大字報，批判他走資本主義道路，沒經黨委同意就私自做生意，和哈爾濱紮花廠簽訂了十萬米白洋紡的合同。
遊常死黨鬧了一陣子，並沒損傷孫田秀一根毫毛。
因為群眾對孫田秀印象相當好。
在大家眼裏，孫田秀為人處事講原則，按黨的政策辦事，在子女升學、就業和家庭住房方麵，他都不做損人利已的事情。
四個兒女，三個都在車間當三班倒工人，隻有幺女兒的工種稍好點，在廠車隊當修理工，上的是長白班。
對於朱鳳廠人來說，最好的工種是坐辦公室，其次就是上長白班，上三班倒是最辛苦的。
當然，三班倒裏麵又可按勞動強度的輕重來分工種的好壞，比如沒有生產任務，不用硬站八小時的，象跟班技術管理員、輔助性質的打雜工等等，比繅絲工和織綢擋車工又要強一些。
作為管政工的黨委副書記，孫田秀完全有權力發展自己的子女入黨、提幹、保送讀大學。
那時全國沒有恢複高考，隻有工農兵大學，上大學要靠組織推薦、保送；
在孫田秀管政工的時候，孫家四個孩子都有機會上大學，但一個都沒上成；
孫家四個孩子都有機會入黨、提幹，結果個個都是非黨群眾和普通工人。
孫田秀和白玉蘭對孩子的管束極嚴，把他們培養成了老實幹活、不多言多語的勞動人民，個個都象一顆螺絲釘，不起眼到了讓人忽視了他們存在的地步。
在子女問題上抓不到孫田秀的把柄，同樣在住房問題上也抓不出他的過錯。
他一家大小六口，長期擠在二十幾個平米的舊木樓裏，直到兒大女成人，大兒要結婚了，才搬到稍寬一點的平房裏，從兩間變成了四間。
孫田秀不僅對家人要求嚴格，對手下也嚴格要求，他不象遊白成和常應科那樣喜歡幫手下解決子女的工作問題。
由於孫田秀打鐵靠的是自身硬，無懈可擊，他的政敵始終奈何不了他，隻有沒完沒了地向上麵告陰狀，要求把他調離朱鳳廠。
就在楊木青和雷中烈被華靜等人揪鬥前夕，廠裏已經有了“孫田秀要調走了”的傳言。
楊木青也聽到了這個傳言，因此，在他心急如焚，想找人解救雷中烈的時候，他沒去找孫田秀拿個主意。
事實上楊木青想找孫田秀也找不到了，他不知道就在頭天晚上，孫田秀接到父親去世的電報，全家連夜趕回哈爾濱奔喪去了。
從遊白成家裏出來，楊木青又急忙趕往俱樂部壩子去看雷中烈，在路上碰到了陳寶萬。
陳寶萬給他說俱樂部壩子已經散了場，雷中烈被放回家了，華靜他們把宣傳車開走了，說明天還要再來找楊木青和雷中烈“說清楚”。
陳寶萬給楊木青出主意，叫他回營縣老家躲一躲。
楊木青找到織綢車間黨支書王德功商量，王德功說：“去躲一陣也要得。我不給你算假，工資照拿，一分錢都不少你的。想耍好久就耍好久，不來上班了都可以，等事情解決了再來上班。”
第二天，楊木青還沒進果城就聽說鄭東海下廠來了，正在召開兩委擴大會議，在聽取華靜一夥人非法揪鬥楊木青和雷中烈的事情經過。
鄭東海是地委常委、組織部長，也是朱鳳廠的老領導，當過黨委副書記、黨委書記、輕工業局長、勞動局長，一直管朱鳳廠，深知這個廠的派性鬥爭十分複雜。
他曾是四清工作團的副團長，跟楊木青一起搞過四清，加之當年救過楊木青的命，兩人平時雖沒過從甚密，但彼此都在關注對方。
一聽說楊木青有難了，他馬上就出手相救了。
鄭東海是老幹部，在文革中受過衝擊，對造反派深惡痛絕，自然討厭華靜這夥打砸搶分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