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楊漣等人在幫助熹宗即位時出了很大的力氣，因此，熹宗對這些東林黨人也是非常信任，言聽計從。
可惜東林黨好的少，爛的多，本質是大地主集團，這幫人起來對皇權是不利的。
加上魏忠賢和突然冒出來的韋爵爺都是厲害人物。
所以，眼下天啟朝還算太平，閹黨也按照正常曆史，一家獨大了。
幾天後，內喀爾喀的各個部族忽然開始往喜峰口和古北口方向跑。
雖然之前建奴已經隱隱約約的得到了一些消息，可並沒有太當回事，現在內喀爾喀部族幾萬人忽然大規模遷徙，這就坐實了他們已經與寶軍達成了協議的事情。
最氣憤的還不是建奴，而是科爾沁的宰桑布和，“卓裏克圖這老家夥太狡猾了！私下和韋寶達成了協議，把我們給甩了！還是我最先對他說要和韋寶接觸呢，太狡猾了！”
“父親，說不定那老家夥就是一直裝傻，可能他早就在和韋寶接觸了！現在我們很被動，內喀爾喀要是投靠了韋寶，我們科爾沁一家，怎麼供應的了金軍龐大的糧食。”
此時的宰桑布和像是泄了氣的皮球，感覺很懊惱，很後悔。
其實他是可以比卓裏克圖更先一步投靠寶軍的，因為寶軍不但與內喀爾喀有接觸，也一直與他們有接觸，是他自己一直搖擺不定，錯失了良機。
卓裏克圖主要是妹妹和女兒都在建奴那邊，感覺與建奴的關係更加親近，加上對韋寶並不了解。
再加上遼東戰事撲朔迷離，雖然建奴接連吃虧，但寶軍似乎拿建奴也沒有太多辦法。
而建奴對蒙古的辦法，肯定比寶軍多，寶軍的騎兵數量太少，對草原構成不了什麼威脅。
加之宰桑布和從來沒有想過把部族都遷移到關內去，想都沒有這麼想過。
蒙古人在明朝兩三百年的打擊分化之下，已經不是成吉思汗時期那個縱橫天下的蒙古了，甚至對17世紀虛弱的明朝都造不成威脅。
明末時期的蒙古四分五裂，漠南最強的林丹汗號稱蒙古大汗，但也隻在漠南得到承認罷了，還有科爾沁、內喀爾喀、土默特、鄂爾多斯諸部各自為政。
蒙古大汗隻能支配遼河套的察哈爾部，分為浩齊特、奈曼、克什克騰、烏珠穆沁、蘇尼特、敖漢、阿喇克卓特和主錫惕八個鄂托克，僅被漠南諸部奉為名義上的共主。
漠北、漠西都不認他。
最強的林丹汗也不過兩三萬騎兵，首先兵力上有很大劣勢。
而且在明朝經濟打擊之下，裝備落後，遠遠比不上能從大明持續獲得補給的後金。
曆史上，林丹汗一直被後金打得抱頭鼠竄，最後被打得逃離漠南，憋屈而死。
他的兒子額哲隔年投降之後，蒙古帝國道統也被後金搶了。
皇太極靈活運用“以夷製夷”的方法，拉攏部分蒙古部落，充分發揮“八旗製度”的優越性，慢慢就把蒙古控製住了。
從經濟結構上講，漠北的蒙古各部多半還是遊牧狀態，而彼時的建州女真、海西女真都已經不是題主認為純粹的漁獵民族了，而是有城寨可以居住的半農半獵民族。
這與兩者所處的地理環境有關，東北在很早就已經開墾種地，而蒙古高原至今也就隻有漠南適合大麵積耕種，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
哪怕當時的蒙古高原各部不分裂，也湊不出一支“幾十萬的大軍”。
即使是成吉思汗時代，也是蒙古高原最繁榮的時代，在冊戶數也就五六萬戶。
蒙古四次西征每次也就數萬兵力。
從組織架構來說，圍繞古代中原建立的政權分為兩種：一種是由內姓部落為主導，外姓部落為仆從，多個遊牧部落組成的部落聚合體。
一般習慣稱之為“遊牧汗國”。
他們的首領一般叫“可汗”或“單於”，由內姓部落各酋長直接選舉產生，軍事民主製。
然而實際操作中往往會壞規矩的搞成世襲繼承。
而這就很容易由繼承問題引發內耗，比如“諸弟之亂”。
當內姓部落在草原的實力在內耗中下降之後，新崛起的強部會取而代之成為新的草原霸主，建立自己的內姓部落集團重新主宰草原。
這類純遊牧政權比如：匈奴、鮮卑、柔然、突厥、吐穀渾、薛延陀、回紇、黠戛斯，甚至明初的北元也是有元朝體製空殼包裝的遊牧汗國。
它們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氣球”看似很強很大，但實際上一紮就破。
內姓部落對草原的統治靠的是威望，而這種威望是建立在內姓部落的實力和影響力之上。
所以隻要盯著內姓部落決戰，消耗它的有生力量或者滅掉它的威風，草原自然而然就會“改朝換代”。
漢朝就盯著匈奴決戰，恨不能像打霰彈槍一樣多路出擊，寧可一堆人在茫茫草原、戈壁上迷路到無功而返，隻要有一路找到匈奴核心部落，逼它決戰就能把匈奴打到崩潰。
唐朝也是就盯著東突厥決戰，然後一戰把突厥打到失勢龜縮在漠南，薛延陀趁機崛起占據漠北。
然後又決戰沉重削弱薛延陀勢力，回紇可汗吐度迷乘機帥部投唐並聯手滅了薛延陀，隨後請求唐朝管轄漠北，這才有了都護在燕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