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注意到，趙大洲關於正德十五年的記述非常簡略，這也許是由於《墓誌銘》的性質所限，然而唯獨“雖然，王公論良知，某談格物。如其同也，是天以王公與天下後世也；如其異，是天以某與王公也”這段文字全部照錄，一字不差。那麼是否有可能張峰《年譜》抄錄了趙大洲的《墓誌銘》而不是相反，應該說這種可能性微乎其微。因為一個簡單的道理是，張本記述詳而趙本記述略，略者抄錄詳者的可能性遠比相反的情況要大。另一個理由是，張峰為心齋入室弟子，於心齋之行實多少有所耳聞，而且事實上他撰寫《年譜》以及編刻《語錄》，有心齋子弟的有力幫助，這是趙大洲所不具備的客觀條件。再者，張峰初刻《心齋遺錄》是在１５４５年左右，這也為趙大洲目睹該書提供了條件。因此我認為，趙大洲的記錄當有所本，張峰的《心齋年譜》便有可能是其中之一。至於其他的可能性是否存在，這裏就不宜也不必進一步揣測了。
現在我要提供一條重要的線索，可以很好地解答上述問題。據筆者目前所知，這條線索尚未被人所注意。原因之一也許是這條資料的記述方式非常隱諱且簡略。據萬曆本《王心齋先生全集》卷二《世係》所錄心齋曾孫王之垣撰《世係詳注截略圖》，有一條關於心齋長子王衣的記載：
衣，心齋第一子，字宗乾，號東堧，生於正德三年（１５０８）十二月二十八日，卒於嘉靖四十一年（１５６２）八月十五日，壽五十五歲。業儒。秉性剛直，內外鹹服。會物有本末之旨，啟父格物之學。後虎墩北洋崔公挽雲：“格物曾問，啟至聰。”翰墨酷肖陽明公體。蚤年督理家業，瞻父遊學之需，中年率弟襞遊學江浙。立宗會，光大家學。配享崇儒祠。令人注目的是，說王衣“會物有本末之旨，啟父格物之學”，“會”即領會，“啟”即啟發。意思是說，王衣對於《大學》“物有本末”有所領悟，啟發了心齋的格物之學。在上麵第一節“學凡三變”中，我曾說過，有關《大學》經文“物有本末”一句的新解———釋“本”為“身”，釋“末”為“家國天下”，乃是淮南格物說的一個標誌。
換言之，“物有本末”之問題的解決，是淮南格物說得以成立的關鍵。現在我們卻突然發現，解決這一關鍵問題的是心齋長子王衣。
那麼，這一記載有否旁證可以支持呢？除了上述記載中引用的“崔公”挽聯之說以外，這裏還有一條現存的資料，可作為旁證，在卷五《門人列傳》“王衣”條，有這樣的記載：
王衣，字宗乾，先生長子，以師事父。天性剛方，存心仁厚，幼奉庭訓，悟物有本末之物，啟先公之首肯。長遊越中，
會知必良，知為良動。陽明之契重，不阿諂，絕外誘，甘恬退，勵清修。君子路上人也。先公歿，率諸弟群聚講學，會友四方，不墮家聲。精楷書，法帖陽明。督耕煎，裕家計，供父遊之需。
目之曰：“宗乾，心齋一個孝子；宗順，心齋一個肖子。”不虛雲。先公做物有本末之學，無宗乾是不治生，而凍餒其身者有之矣。年五十有五。弟宗順為之誌銘：格物一竅，宗乾啟聰。
內顧弗廑，熟慮以從。不有克孝，克肖將庸。卓哉宗乾，孝友兼隆！所謂“悟物有本末之物，啟先公之首肯”，與上述“會物有本末之旨，啟父格物之學”的意思完全相同，隻是多了“首肯”一詞，意謂王衣的領悟得到了心齋的肯定。“格物一竅，宗乾啟聰”，則是王東厓《銘文》中語。由此可見，關於王衣的格物之悟，並不是王衣之孫王元鼎的臆造之說，而是王東厓業已肯定的一個事實。應當說，這兩條記載加上上述的一條記錄，對於心齋格物說形成於何時的問題之解決具有決定性的意義。
依王衣生年推算，正德十五年心齋拜師陽明那年，他年僅１３歲。如果說在這樣年齡已經“會物有本末之旨”，實在是過於年輕了，基本上可以否定這種可能性的存在。由此也就可以說，當年心齋拜師陽明之際，居然信誓旦旦地說“某談格物”，而且還“間出格物論”，欲與陽明相質，這就非常值得懷疑，如果說有關王衣格物之悟的記載為真實可信，那麼正德十五年之際，心齋所謂的“某談格物”便是絕不可能之事。排除了這一可能，那麼董燧本《年譜》心齋５５歲條的記錄便極有可能是唯一正確的記錄。
通過以上的考察，我們可以得出幾點結論：第一，心齋的格物說受到了其子王衣格物之悟（主要內容為“悟物有本末之物”）的啟發；第二，正德十五年，心齋拜師陽明之前，不可能已經形成了淮南格物說（該說的一個標誌是對“物有本末”之問題的解決）；第三，趙大洲《墓誌銘》、張峰《年譜》有關拜師陽明的一段記載不可信，董燧《年譜》的相關記錄當為信史；第四，淮南格物說的形成有一個漫長的過程，最終確立於心齋５５歲那年，作《格物要旨》；第五，以為心齋在拜見陽明前已有獨自的格物論，由此推斷心齋所創的泰州學派是獨立於陽明學派的，這一論點難以成立。二 道學與格物自１１世紀北宋初儒學複興以來，隨之而起的是儒家經典的重新詮釋運動。自《禮記》中抽出《大學》一篇，並《中庸》而與《論語》、《孟子》列為《四書》，實倡始於二程而集大成於朱子。朱子定《大學》為四書之首，以為學者入德之門，且以為《大學》一書之要在於“格物”二字，故朱子的格物論成為其思想體係的一個重要支撐。然而朱子格物論是建立在重新確定《大學》章句之基礎上的，這是因為自二程以來（此前還有司馬光），學者大多認為《大學》文本存在著錯簡、闕傳等問題，而《大學》文本問題又牽涉到《大學》義理如何疏通、如何解讀的問題。事實上，如何正確解讀《大學》義理之問題，乃是重新整理《大學》章句的前提和目的。朱子的《大學》改本主要做了四點改動：移動次序者三，改字一（改“親民”為“新民”），刪字四（即兩處“此謂知本”之一處），以上是程子既已開始的工作，朱子所作的重要改動其實就是“格物補傳”（共１３４字）。這篇文字既反映了朱子格物論的中心思想，同時也由此引發了諸多質疑和批評，特別是到了明代以後，引起了後儒的紛紛爭議。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格物”問題不僅是一個文本的改訂問題或考證問題，而是貫穿於宋明理學的一個重大義理問題。因為在文本改動的背後，有著義理的支撐。從表麵上看，陽明必欲複古本《大學》乃是針對朱子新本而來，其實陽明此行為的背後，亦貫穿著一種思想的判斷。質言之，朱王有關《大學》問題的思想分歧就集中在“格物”問題這一點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