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雖然在蔣介石針對中央蘇區發動第四次“圍剿”時，陳濟棠被任命為贛粵閩湘邊區“剿匪”副總司令（總司令蔣介石）；在第五次“圍剿”時，又被任命為南路軍總司令，進而與紅軍有過多次交手。但是，與其他地方軍閥一樣，陳濟棠與蔣介石素有恩怨，並意欲擁兵自重、割據一方。因此，他既不想直接激怒紅軍而消損自己的軍事實力，更擔心蔣介石的中央軍會趁機入駐廣東。
況且，中央蘇區是由以瑞金為中心的贛南、閩西兩塊蘇維埃區域組成，下轄江西、福建、閩贛、粵贛4個省級蘇維埃政權，共有60個行政縣。其中，涉及現廣東省轄域的有11個縣，並由紅11軍駐防。
另外，作為秘密交通線之上海—香港—汕頭—大埔—中央蘇區的重要節點，紅軍在廣東汕頭、大埔分別設立了交通中站，不僅成為護送軍政人員、文件、情報的重要通道，而且也由此向中央蘇區輸送了大量急需的軍用物資、醫藥用品等。同時，中央蘇區的外貿交易通道主要也在廣東方向。
因此，中央蘇區與廣東素有“交集”。在中央紅軍主力長征前的1934年7月，陳濟棠就曾秘密派人到蘇區接洽，表示願意通過談判協調雙方的關係，並於10月5日達成五項協議：就地停戰、互通情報、解除封鎖、互相通商和必要時互相借道。
在此基礎之上，粵軍前沿部隊雖因未能及時了解陳濟棠的意圖，而與紅軍發生了交火。不過，從整體來看，長征中的中央紅軍較為順利地分別於10月25日、11月8日，突破了第一、第二道封鎖線。
葉子茂帶領收容隊一直在紅八軍團的後衛序列，而長征初期“大搬家”式的行軍，使得隊伍的首尾有時相距160餘華裏，即便是前方發生激烈的戰鬥，葉子茂所在的位置也聽不到，更看不到。
加之在長征初期，掉隊人員較少並能及時歸建，所以，葉子茂的收容隊主要是著重於物資運輸。況且，紅軍整個隊伍的行進速度非常緩慢，這對於葉子茂而言，就顯得非常輕鬆，乃至有了遊山玩水的愜意感。
然而，在紅軍突破第二道封鎖線後，蔣介石大致判斷出中央紅軍的西進方向，並急令湘軍何健、粵軍陳濟棠務必在湘粵邊的郴州至樂昌之間，也就是沿粵漢鐵路一線，設立第三道封鎖線。
其實，中央紅軍在長征之前，曾向東麵派出紅七軍團，也曾與東麵的福建第十九路軍接洽聯合事宜，而南麵是廣東腹地，西麵又有粵軍陳濟棠的兩道封鎖線，因此，在北麵的蔣介石南昌大本營，一開始並沒有搞清楚紅軍的戰略意圖，因此，負責圍剿的中央軍主力薛嶽、周渾元部，仍在贛江以東的興國、古龍崗、石城等一帶，等於是被紅軍遠遠地甩開了。
與此同時，也就是1934年10月24日，先行的紅六軍團已經與賀龍領導的紅二軍團在貴州印江會師，並於10月28日奉命兵返湘西北，因此牽製了大批湘黔川鄂的地方軍隊，尤其是湘軍何健的目光。
何健雖然被蔣介石任命為“追繳軍總司令”，不過，他本人是湖南軍閥，因此更關注湖南腹地的安全，並不想與紅軍主力硬碰硬而消損自己的實力，也就對蔣介石欲在湘粵邊設立第三道封鎖線並不積極。而粵軍陳濟棠原本就打定了“禮送出境”的主意，尤其是已經能夠判定紅軍確實是要繼續西進至湘南，所以，他更加不在乎第三次“放水”。
由此，雖然有零星乃至相對激烈的戰鬥，不過，中央紅軍仍於1934年11月15日較為順利地突破第三道封鎖線，並繼續西進湘桂邊。
在突破前三道封鎖線時，中央紅軍分別減員3700餘人、9700餘人、8600餘人。由此，也就從長征出發伊始的8.6萬人減至6.4萬人。其中既有戰損，也有掉隊失散，並不排除還有因為故土難離，乃至不理解或抵觸“三人團”的指揮方式及戰略意圖，而自主返回中央蘇區打遊擊的因素。
當然，在“減員”的人員中，並不隻是正規建製的紅軍指戰員，因為在長征初期，還有一支龐大的以挑夫為主的運輸及勤雜人員隊伍，也在分別跟隨正規部隊行軍，包括緊急編入的紅軍預備隊、獨立部隊、遊擊隊、赤衛隊等。
葉子茂部之前就屬於獨立部隊，原本奉命要留在中央蘇區打遊擊，後來，他之所以通過大哥常輝和同學魏少臣的關係，最終得以順利編入紅八軍團，主要是因為該軍團在長征前夕才正式成立，也需要壯大隊伍。
葉子茂所在的紅八軍團在突破第三道封鎖線後，由於出現嚴重的減員情況，中央決定將其縮編為一個師。不過，縮編工作未及開展，便打響了湘江之戰，因此，仍以第八軍團番號參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