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麵對多麼大的艱難困苦，無論遭受多麼大的犧牲，在三年的遊擊戰爭中，“南方八省十五區”不僅頑強地堅持下來，而且取得了最終的勝利。
在多年以後，葉子茂、夏駿在解放軍軍事學院高級指揮班成為同學，而作為教員的常輝給他倆安排了一個《論土地革命時期的根本問題》課題。
為此，三人經常進行深入探討，並逐漸達成一致——
其實，對於蔣介石“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的指示，國民黨方麵並非沒有認真執行，隻是連蔣介石本人都沒有認清或無力扭轉其“指示”的關鍵所在，即中國問題就是中國農民問題，而中國農民問題就是土地問題！
平心而論，不論是在政治軍事，還是經濟文化上，國民黨方麵也並非都是酒囊飯袋，否則，共產黨方麵就是勝之不武，所有的犧牲和努力也就沒有價值了。
僅說國民黨第五次圍剿前敵總指揮陳誠，早在第四次圍剿之前，他就提出“限田製”，即贖買地主的土地再分配給農戶的“土地改革”方案。不過，被江西省主席熊式輝拒絕了。
對此，蔣介石不可能不知道。而作為一代梟雄或當時的“領袖”，他同樣不可能不知道“土地問題”在中國的重要性乃至決定性。
即便是蔣介石真的沒有認識到，不過，號稱“孫中山的學生”的他，也應該知道“老師”在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1924年1月20日～30日）上，除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外，還提出“耕者有其田”的主張，並進一步闡述為“農民之缺乏田地淪為佃戶者，國家當給以土地”。
尤其是，早在1905年同盟會宣言發布以前，孫中山就曾提出“平均地權”的口號，其“三民主義”之“民生主義”的兩大理論支柱，便是——《平均地權》和《節製資本》，而在1908年就加入同盟會的蔣介石，對此不應該不知道！
不僅如此，其長子蔣經國曾於1939年～1944年實行“贛南新政”，政績之一便是“扶植自耕農，著手解決土地集中的問題”。
所謂“贛南新政”的贛南，實為“江西省第四行政區”，下轄一共11個縣，包括贛縣、南康、上猶、崇義、大庾（今大餘）、信豐、虔南（今全南）、龍南、定南、尋鄔、安遠。
上述縣域，原本全部屬於中央蘇區。而蔣經國在蘇聯留學與生活了12年，不僅曾在駐莫斯科的紅軍第一師服役，甚至被保送到紅軍托瑪契夫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深造，後來擔任過莫斯科狄那莫電廠管理委員會副主任，又被流放到西伯利亞的阿爾泰金礦工作，再到烏拉重型機械廠擔任廠長助理，並兼任當地《重工業日報》主編，甚至還受到過斯大林的接見。
顯然，蔣經國的這一並不尋常乃至不平凡的經曆，更適合陳誠所說“仰以共產黨搞的一切辦法製服共產黨”。然而，蔣介石直至敗退到台灣，也未將“贛南新政”在國內推廣實施。
若要究其原因，隻從蔣經國1948年在上海“打老虎”的經曆，便可窺一斑而知全豹，即全因既得利益集團在作梗，不僅“小蔣”勢必會铩羽而歸，就連“老蔣”也要低頭，卻單單忘了人民尤其是中國農民的利益。
總之，建立在“土地問題”上的“中國農民問題”，不可否認地成為蔣介石一生的最大敗筆，也勢必會令其飲恨終生。
回到在土地革命時期，對於常輝而言，他在參與毛澤東主持的農村調查工作時，不僅親聆了指導與教誨，並且真正深入到田野與農民之中。進而，他更加了解並認識到，蔣介石勢必解決不了“土地問題”，也就絕對解決不了“中國問題”！
這——就意味著“戰爭”的必然性，以及必要性！
也就是說，常輝認為國共之間早晚會有一次決戰，而誰代表著“中國農民”的利益，誰就勢必會取得最終的勝利！
正是因為心中生成了這一理念和信念，常輝反而愈加平靜與坦然了。進而，他全身心地投入到基礎工作之中，以期在未來的決戰時，能夠發揮出更大的作用。
其實，夏駿與常輝一樣，在信仰問題上，絕對能夠坦然赴死。相比而言，夏駿甚至更為堅決，乃至到了渴望以身證明的地步。
在遊擊戰中，夏駿指揮本部頻頻出擊，雖然屢屢受損，不過，他以前曾在這一帶工作過，群眾基礎很紮實，也就能夠相對遊刃有餘地做到“既能打，又能藏”，尤其是能夠在短時間內得以恢複。
當然，夏駿也並非一味地冒險蠻幹，他隻是急於求成而已。正是因此，他不僅與其他遊擊隊產生了意見分歧，也因為太過活躍而被敵人重點盯住。
終於，在一次沒有與其他遊擊隊協調好的行動中，被敵人抓住反擊的機會。夏駿部因此遭到重創，其本人的左眼受傷失明，李天彪則壯烈犧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