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子茂在“占山為王”期間，以及在“打家劫舍”的過程中，除了出於本心道德及價值觀,不到萬不得已絕不開槍殺人之外，他也非常注意幹任何事情都要適可而止，包括絕對不與當地駐軍爭奪糧餉。
即便是堵截到駐軍征集上來的公糧，他也會主動放行，甚至派人護送出自己的地盤，有時還會奉上一些禮物，讓挑夫帶過去。
不過，他同時非常注意一件事情，那就是絕對不與駐軍發生直接聯係，更不進行任何接觸，因為他的最終目的是回家，並不想在此地久留，所以，勢必就不想因此暴露了身份，以免被循跡追捕。
為此，他甚至使用了化名，講的也是半生不熟的武漢話，而且，對外稱他們是因為被克扣軍餉，一氣之下打了長官，隻得暫時在此地避難。
雖然葉子茂一直在刻意避免與駐軍發生衝突，同時，也在刻意避免與當地的土豪、民團、稅警，包括山匪、幫會等結下太深的仇怨，但是，這畢竟直接涉及“吃飯靠搶”的現實問題，不可能完全避免以武力解決。
尤其是，被葉子茂收編或與其串聯的山匪，雖然肯定有潑皮無賴鋌而犯險者，但多數是苦大仇深被逼上山，他為了穩定或者直說是收買軍心，必然也必須要替他們出頭，與對方能談則談，談不成勢必要打。
結果呢，仇怨就像滾雪球似的越滾越大，而且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最終必將導致生死之爭。
可想而知，也是必然的，對方不可能坐以待斃，勢必要想盡辦法將葉子茂等人斬草除根。他們除了聯名請求駐軍前來清剿，也會布下自己的消息網，包括拉攏收買葉子茂的手下及其串聯的山匪，以伺機出手獵殺。
葉子茂當時拉起的隊伍成分，要比他在長征中帶領的收容隊還要複雜，而且各方麵的素質也很低下。
其中，葉子茂從南昌起義隊伍帶出來的王大雷、石玉寶等十幾人，必然是他身邊的核心成員，或者叫戰友；
另有在當地合流的四十多人，他們要麼是有殺父之仇，要麼是有奪妻之恨，反正是要與對方以死相搏，因此，靠著仇恨與江湖義氣，以及對葉子茂的佩服，成為他的緊密同盟，或者叫弟兄。
其他的二三百人，以及由此串聯起來的千餘人，則屬於相互依托、相互利用的鬆散型聯盟，或者叫朋友。
至於對方的組成，有橫行霸道為害一方的土豪劣紳，有可以拉起民團隊伍的退伍軍人、練武之人、上山做過匪的人，乃至破皮無賴等地方強勢人物，有依靠長途販運謀生的生意人，也有因堅守禮教而痛恨匪亂的開明人士，等等。
雖然他們之間也有著各自的盤算，有著一定的矛盾，甚至有著頗深的恩怨，不過，在既得利益麵前，也就是必須要保護個人生命及財產安全時，就會很容易地結成聯盟。
況且，還有地方政府做協調，以及當地駐軍做靠山，進而，必然地就會形成一個自上到下、從軍到民的防衛體係。
反觀葉子茂這一方，雖然絕大部分人是苦大仇深，也有以死相搏的誓言與決心，不過，那是他們分別針對自己的仇家而言。比如，某個人可能與某個土豪劣紳有仇，但不一定與民團隊長有仇，乃至不一定與另一個土豪劣紳有仇。因此，很容易就會被拉攏收買。
當然，在尋仇的過程中，極有可能牽扯的麵會越來越廣，比如，在針對某個土豪劣紳報仇時，民團隊長出於吃糧拿餉的職責，就會出手施以保護，雙方一旦開打，便極有可能會死人，一旦死了人，仇怨也就隨之積累起來了。
即便仇家像滾雪球似的越來越多，但正所謂“冤有頭，債有主”，仇家總會有一個具體的數字。這是其一。
其二，從古至今沒有誰想一輩子做土匪，其結果也很明確：要麼被打死；要麼金盆洗手；要麼被官府招安。
毋庸置疑，對於任何一名土匪而言，“被官府招安”是最具吸引力，也勢必是極力要爭取的終極目標。而且，由《水滸傳》對民間普及的常識是：逼上梁山→結拜弟兄→替天行道→對抗官府→奉旨招安。
若想達到“奉旨招安”的目的，隻有兩個步驟：首先要以正義樹旗，即劫富濟貧、替天行道；其次要以武力開路，即一定要將官府打疼。
因此，除非跑單幫的剪徑蟊賊，隻要是拉起隊伍像模像樣做匪的人，一定會為自己的行為找到正義的立足點，並且在與官府的對抗中，一定會付諸賭命似的武力。
但是，正是因為上述所說“仇家總會有一個具體的數字”，以及做匪的人“會為自己的行為找到正義的立足點”，還有——理想的終極目標是“奉旨招安”，所以，他們在具體行動中，既會“將官府打疼”，又會留有一定的餘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