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分配收入相對均等。東亞與西方的經濟增長速度與收入分配相對照，剛好成相反的狀況：東亞增長速度比西方高得多，而收入分配卻相對均等。與拉美國家相比，其收入分配也明顯相對均等。經濟學家通常用基尼係數來表示收入差別的程度：基尼係數在0.5～0.7之間為收入高度不平等，0.2～0.35之間為相對均等。20世紀50年代中期至20世紀60年代初，拉美與東亞“四小龍”較為相似，大都處於0.46～0.55之間。巴西0.5（1960年）、墨西哥0.53（1963年）、台灣0.55（1953年）、韓國0.46（1958年從20世紀60～70年代中期，隨著經濟高速發展，東亞係數明顯下降：台灣0.27（1971年）、韓國0.28（1971年）。而拉美則居高不下甚至呈上升趨勢：巴西0.57（1970年）、墨西哥0.58（1969年）。
5.高經濟增長率。這是東亞模式的最終結果表現，同時也是其模式的最主要標誌之一。西方工業化國家從18世紀後期至19世紀初，其增長僅在英國出現，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年均增長1%已是曆史創新。19世紀後期至20世紀一些先進工業化國家也才達到1%～2%。戰後某些西方國家增長率達到3%～5%，被看作是“經濟奇跡”。但真正的奇跡卻應是在東亞。這裏年均增長率已提高到7%～8%，甚至更高，一般均要高出西方國家年均增長率一倍至幾倍。據統計，1965年以後的30年裏，8個東亞經濟高增長國家和地區（HPAES：High-Performing Asian Economies—香港、印度尼西亞、日本、馬來西亞、新加坡、韓國、台灣、泰國）的年均經濟增長率是5.5%，是其他東亞國家的2倍，是拉丁美洲和南亞國家的3倍，是撤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國家的2.5倍。東亞國家的出口總體來看呈現高速增長的趨勢。特別是在製造業方麵，在世界市場中占的比例從1965年的9%升至1995年的21%。另據《新聞周刊》報道，亞洲在世界國民生產總值中的比率從20世紀60年代的14%增加到20世紀90年代的25%，按此速度發展，進入2000年將會增加到30%。
二、東亞政治模式特征圖式：
傳統政治體製（強政府+強人政治+一黨獨大+軍人幹政）+現代國家體製+（專家治國+健全法製+反腐倡廉）+漸進民主化進程→經濟發展
1.實行積極、進步的威權主義（authoritarianism）政治體製。所謂威權主義政權是指二次大戰後在一些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出現的軍人政權或由非軍人統治（一般是一黨執政）的具有高度壓製性的政權。這種政權既具有舊傳統極權政治體製的特征（如權力高度集中、強力統治、一黨獨大），但又實行一係列具有適應現代化要求的新型政權的某些特征（如議會民主政權形式、專家治國、重視法製、反對腐敗等）。因此，東亞威權主義政權，既不同於西方議會民主製，也不同於法西斯主義的極權主義，又不同於第三世界的個人（集團或家族）利益型集權政府。這種政權基本上是出於國家、民族和民主利益，依據社會條件的需要，為了有效地實現國家和社會現代化的迫切任務而建立起來的權力集中的政府。它能建立社會秩序，穩定政治局麵，克服種種危機，創造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的環境，有助於國家走上健康的發展道路。盡管這種政權是一種適合東亞地區特點的過渡型的政權，但它是積極的、進步的，因而是必要的。
2.對政權采取強製型穩定。政局穩定有兩種形態，一種是自然型穩定（主要在西方），一種是強製型穩定，是東亞和許多第三世界國家為穩定政局所采取的過渡性措施。東亞國家和地區無論是軍人集權政府也好（如韓國樸正熙時期和全鬥煥時期的軍人專政），半軍事集權政府也好（如台灣國民黨政權），還是文人集權政府（如新加坡和馬來西亞政權），基本上屬於強製型穩定政權。正是這種強製型穩定才保持了東亞的政局相對穩定。當然其穩定情況不完全一樣，穩定最佳者是新加坡和香港，其次是台灣，再次是韓國。政治穩定並不意味著社會矛盾和對抗的消除，隻要對抗和矛盾沒有突破政治秩序和法律製度的範圍，或者政府對對抗和矛盾采取果斷措施，轉危為安，使社會、經濟、政治和社會生活能夠有秩序地進行，均可稱為政局穩定。這種強製性穩定，“具有一定的暫時性、不可靠性，甚至極大的危險性”，但卻是不得以而為之的必要做法。
3.專家治國。專家治國，是指那些受過良好教育，具有專門知識或專業特長，在政府部門裏發揮重要作用的技術精英和政治精英。他們在國家經濟生活中起決定性作用，成為東亞和拉美、巴西等國家和地區經濟發展奇跡的主要功臣。著名美國政治學專家阿爾蒙德把韓國、台灣、巴西的模式概括為“集權專家治國戰略”或“獨裁一技術型戰略”。這恰好說明了東西模式的共同特征：集權主義和精英治國。“嚴厲的壓製性體製成功地維持了一種穩定的政治環境和社會環境，但僅僅如此，都還無法獲得經濟增長，隻有訓練有素的技術精英才能完成這個任務，因為他們能夠保證決策的合理化和科學化”。“這種政權既具有濃厚的非現代特征（非民主），又具有強烈的現代特征（精英治國）”。
4.以法治國。東亞國家原來均重視“人治”，但為了適應現代化的要求，紛紛由“人治”轉變為“法治”。健全、完善的法製是日本、“四小龍”政治穩定、經濟繁榮的不可或缺的前提與基礎。它們的共同特征在於：立法完備，各個領域均有法可依，無法律空白；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各社會成員養成了尊重和遵守法律的觀念；法律至上，官民平等，以法護廉；以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相結合，互為條件，相互促進。
5.反腐倡廉。獨裁和腐敗均為人們所厭惡，但從人們普遍的心理承受能力而言，首當其衝的是腐敗。“腐敗而不獨裁的政府必然垮台，而獨裁不腐敗的政府未必垮台”。戰後許多亞非拉國家領導人從寶座上一個個滾下台來，有的甚至下大獄、殺頭，其中一個帶有普遍性原因在於：他們掌權後經受不住權力和金錢的誘惑，道德淪喪，腐化墮落，離間了政府與人民的關係，損害了政府與領導人的威信與形象，騷擾社會機體的運作和政治上的穩定。因此，政府的廉潔與否乃國家和民族興衰之關鍵。而在東亞尤其是香港、新加坡和韓國可稱得上成果斐然，這是它們成功的主要原因，也是東亞模式的一大特征。盡管在這方麵尚存在諸多問題，但其主流和主導思想是與腐敗進行不調和的鬥爭而非遷就姑息。
6.由一黨（或軍事）集權政權向民主政體轉型。這一轉型自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已初見端倪，多元民主憲政體製已開始確立。這是東亞新興工業化國家向政治現代化邁向的重要標誌。但它的最後定型尚需要一個相當長的發展、鞏固、完善過程。定型後是何種模式（與西方民主製有何區別）有待觀察和研究。從目前東亞轉型過程看，其特點是：（1）基本上以和平的非暴力方式實現轉型，即按正常的選舉渠道逐步實現的。（2）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相結合，最先來自民間與社會力量的推動，而後領導人由被動轉為主動，采取緩和矛盾的變革措施，因而形成具有“漸變性和自然性”的特征。
三、東亞文化模式圖式：
弘揚儒家傳統文化精華（忠於國家、勤奮節儉、重合諧、重教育等）一東方文化中的糟粕+吸取西方文化精華（傳統優秀文化、先進科學技術與管理、商品競爭意識、高效率等）一西方文化中的垃圾=創造東亞新文化。
1.儒家傳統文化是東亞發展的重要因素，被稱為東亞發展的“文化影響模式”，又有人稱之為“東方型或情感型模式”。西方型文化又被稱之為“現代型模式”，根植於新教論理之中。這種現代型模式的特征是追求效率，強調個性，恰好與東方型情感模式相反。東方型情感模式的特征是：強調人際關係的重要和人情；崇尚集體意識，個人服從集體利益；宣揚和諧精神，主張用倫理道德信條來規範人的行為和協調人際關係。這種情感型文化對東亞經濟與政治發展起到重要的促進作用。這種作用是多方麵的。
（1）東亞的企業與公司不僅是經濟單位，而且是社會實體，它貫徹社會價值觀念和保障社會團結。它除了使用工資、獎金等經濟手段外，還滿足職工的社會性需求，如提倡員工的團結，促進管理部門與職工的合作，擴大職工的福利，如補貼住房、資助文體活動、組織旅遊休假等。因此，東亞的企業職工更加努力工作，願意超時或超額工作，他們對公司往往懷有歸屬感和責任感，比西方同行更能調動職工的積極性。（2）東亞民族一向以勤儉持家、刻苦耐勞和儲蓄而著稱。東“四小”和日本擁有世界上最高的投資率和儲蓄率，這有利於抑製通貨膨脹和外債壓力，又有助於適時地發展資本密集型產業。（3）強調教育，重視智力投資。這是推動東亞經濟現代化的有利條件。1965～1985年東亞地區中等和高等教育注冊人數的增長率超過世界上任何地區。（4）倡導忠君愛國、國家至上、社會為先、以和為貴、寬容協調、求同存異、同舟共濟等，對東亞社會穩定起著重要的積極作用。
2.東亞包括儒學在內的傳統文化中的精華部分豐富璀璨、博大精深，有利於現代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但也存在著許多不適應現代化甚至阻礙現代化的糟粕。如宗法等級製度和觀念；封閉的現狀和狹隘的手工業方式；絕對專製主義的特權製度和封建特權觀念、封建帝王思想、家長統治、個人崇拜；以神權、君權、族權、夫權為核心的倫理綱常體係；“存天理，滅人欲”的道統思想；
鄙視貨值，輕工賤商，鄙視勞動；反民主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策；唯心論、天命論、宿命論、唯我論、主觀自用；反對質變和革新的調和折中，天不變道亦不變的形而上學、絕對主義、鬼神迷信、模糊籠統的思維方式；因循守舊、複古盲目、固步自封、閉關鎖國、狂妄虛驕、抱殘守缺；自卑自賤、自暴自棄、崇洋媚外、阿Q精神等等。所有這些文化垃圾“理所當然地在近代化現代化過程中受到猛烈批判”。總之，對東亞傳統文化，必須通過現代化的社會實踐的檢驗，去粗取精，在否定中有肯定，肯定中有否定，“在批判中有繼承，在決裂中有聯係，在改造中有發展，在對立中有創造性中轉化，在消化中有弘揚和創新。這就是東亞包括儒學在內的傳統文化與現代化之間的曆史辯證法。”
3.吸收西方文化中的精華，抵製其糟粕。一個社會和文化的發展不外乎兩大動力：一是自身的傳統文化，二是吸收融合外來有益的文化。後者又常常是本民族文化加速發展的催化劑。日本明治維新後期現代化步伐迅速發展，得益於及時吸收了西方文化。西方文化不僅指西方的先進技術，而且指包括指導先進技術背後的精神文化，特別是追求效率、強調競爭意識等等有助於促進現代化的一切有益的西方文化。戰後日本、“四小”均吸收了大量的西方文化，這是其經濟迅速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同樣道理，東亞其他國家也將在21世紀在吸收西方文化中實現現代化。
西方文化除了精華部分之外，和東方文化一樣也有糟粕部分，諸如極端個人主義、享樂主義、精神頹廢、腐朽墮落等等。這些文化垃圾隨著先進西方文化的傳播同時也湧進第三世界發展中國家，從而引起這些國家文化依附或文化傾斜，嚴重損害著這些國家的民族文化傳統，破壞政治穩定和經濟發展。因此，加強國家對進境西方文化的宏觀戰略，抵製美國為首的西方消極文化入境，淡化西方頹廢文化的影響，遏製個人主義的惡性膨脹，保持自己民族文化特色，是東亞文化政策中不容輕視的一個方麵。
4.東方將創造出東西方文明結合的新東方文明。東亞國家特別是新加坡在正確對待東西方文化和兩種不同的西方文化方麵提供了寶貴經驗。在20世紀50～70年代比較注重西方文化的引入，它對於衝破傳統保守經濟和社會倫理起了積極作用，但卻導致西方價值觀的泛濫。為此，從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又重視宏揚儒家文化，抵製西方的腐朽沒落文化。從而把東西兩種文化有機地結合起來，“正確地運用，重塑和發展兩種文化的功用”。新加坡已故總統薛爾思博士把新加坡工業化、現代化的道路概括為：“西方的先進技術和工藝+日本的效率和高度的組織性+東方的價值觀念和人生哲學=新加坡的工業化、現代化”。新加坡在現代化過程中，不僅在經濟建設方麵為世人提供了令人矚目的奇跡和積累了豐富經驗，而且也在弘揚東方民族精神方麵提供了許許多多有益的經驗和啟示。
由此觀之，21世紀不會是東方文明的複歸，而將是東方文明與西方文明重新整合的世紀。21世紀的亞洲國家既不是更加西化，也不是美國亨廷頓教授所倡導的東西方文明的衝突，而是西方文化與東文化的融合。我們有理由相信，東方將創造出一種嶄新的東亞文明。
第三節 金融危機後對東亞模式的再思考
一、東亞模式主要特征依然存在
東亞模式特征是集東亞特別是“四小龍”經驗共性之大成，不能把金融危機中東某些國家和地區出現的問題歸結於東亞模式，如泡沫經濟、大舉外債、官商勾結、腐敗貪汙、家族集權統治等。這些問題中不僅大部分與東亞模式特征無關，而且恰好與東亞模式特征完全相悖。有些問題雖然與東亞模式特征有關，如政府幹預過多、出口替代發展戰略、權威體製等，但卻要加以具體分析。相信否認東亞模式的人也不一定都反對這些特征，他們否認的隻是其中所謂要害的關鍵特征，這裏僅就學術爭議較大的兩項基本特征——政府主導下的市場經濟和威權主義政治體製作一分析。
（一）關於政府主導下的市場經濟問題
政府和市場關係無論在西方還是在東方均要各盡其責，彼此相輔相成，密不可分。世行《1997年世界發展報告》開篇“變革世界中的政府”指出：“在世界各地，政府正成為人們注目的中心。全球經濟具有深遠意義的發展使我們再次思考關於政府的一些基本問題。”報告認為，“市場與政府是相輔相成的：在為市場建立適宜的機製性基礎，國家（政府）是必不可少的”，“絕大多數成功的發展範例，不論是近期的還是曆史上的，都是政府和市場形成合作關係從而糾正市場失靈，而不是取代市場。”東亞國家由自身曆史、政治、經濟發展的特點形成政府主導下的市場經濟，在其東亞崛起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但在金融危機中也確實暴露了一些國家在政府與市場之間的不恰當關係，即如前所述，政府幹預過多或不適當幹預。這無疑需要加以調整，但並非從根本上否認政府的宏觀幹預。問題的關鍵在於：不是要不要的問題，而是如何要的問題。法國總理利昂內爾·若斯潘撰文認為：這次金融危機消除了人們的一種幻想，“即經濟部門超越政治製度，超越社會組織和超越國家的曆史本身而自主的幻想。……它表明，如果沒有鞏固的國家製度，沒有實施於所有人的法律標準，沒有團結和對人民的尊重，沒有對曆史的認識，也就不會有健康的經濟。我們從這裏看出了強調國家政策的必要性”。應當指出的是國家幹預不當並未發生在東亞模式成熟程度較高的新加坡、台灣和香港。實際上新加坡政府對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宏觀幹預並不少。正當印尼、馬來西亞建造許多世界級的摩天大樓之時，新加坡政府卻下令銀行縮減豪華房地貸款，減少其用地數額，而繼續加強港口、機場、公路等基礎設施和民用住房建設。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曾指出：一些國家出錯在政府本身。香港特區一直實行“積極不幹頂”的經濟政策，但特區政府卻在金融危機中發揮獨特作用，強有力地對付了國際投機家的大肆衝擊。東亞一些國家從這次金融危機中吸取的教訓不是不要政府，而是政府與市場要各盡其能又各盡其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