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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儒並不傻，但大儒很難在仕途上取得如同他們在學術上的高度，正是因為他們開創學術的優點，被他們原封不動的搬到了仕途之上之後，便都變成了他們自身的缺點。
所以才使得他們在仕途之路上步步維艱，走的是極其艱難跟坎坷，完全無法達到他們期望的那般高度。
實踐跟理論永遠是兩回事兒，但兩者之間卻是又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通過實踐可以總結出一條真知，通過理論得到的依舊是理論支撐下的理想。
做學問可以為所欲為，文人書生的氣節風骨在書中展現的淋漓盡致，可以讓他們在書中自有的表達著他們的觀點與理念，但凡與他們背道而馳的，那麼也可以憑借他們學術的成就與高度，把不同的聲音打壓為偽學、旁門。
更為重要的是，文人求真求知的迂腐態度，或者是堅韌、執著的態度，可以讓其不知疲倦的學術上做著大膽的暢想，或者是依靠著自己的悟性，來對人心人性作出他們的見解。
但顯然，氣節風骨也好，執著堅韌也罷，在開創學術的過程中，會成為一把有利於自己的利刃，但若是在仕途上，那麼就會變成一把隻會傷己的利劍。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原則與堅持，每個人也都會有固執的一麵，大儒把自己在學術上無往不利的原則與堅持精神，原封不動的帶到了仕途之上，堅持他們自認為的真理，而後跟那些圓滑世故、城府深沉，以變通為最大武器的政客來爭鬥，其下場其實從一開始就已經分出了勝負。
能夠達到像史彌遠、留正等人這般高度的臣子，甚至是能夠做到一州一縣這般，手握實權的官吏行列當中，真正的文人則是少之又少，究其原因不外乎是理想與現實四個字而已。
理想是豐滿的，現實是骨感的，理想存於書中，現實來自世俗，每一個能夠做到實權在握的官員，都有著能屈能伸、不怕打臉、不怕漏醜的最基本的精神。而這些，恰恰是大儒所不具備的。
不管是在書中還是在現實中，對於一個個以專家、大儒等等所謂權威來說，最怕的隻有兩個字：質疑。
權威最怕的就是打臉，最怕的就是被人質疑，從而也就形成了……你敢質疑他，他就敢罵你的可笑邏輯，但就是這種可笑的邏輯，在華夏民族的幾千年曆史中，卻能夠一直存在，甚至在後世還越演越烈。
宋朝更是一個講究氣節風骨的朝代，文人的風骨與氣節，再加上朝廷那重文抑武的策略，弱宋之名其實一點兒都不冤。
不管是打仗還是治國，氣節與風骨顯然都不可取，但在宋廷的眾官員中，在北伐之戰中，便有著太多的文官強迫著武將高舉氣節風骨的旗幟去打仗。
風骨氣節可以使人青史留名，這更是使得一些大儒，甚至是文人書生都願意緊抓風骨氣節不放的原因。
嶽飛的風骨氣節，使得人們記住了滿江紅，文天祥以絕命詩：孔曰成仁、孟曰取義，唯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從而使得自己青史留名。
但若真是一個合格的政治家，審時度勢之餘，氣節與風骨便會立刻被他拋之九霄雲外：命特麼的都沒有了，你還跟我談什麼忠誠跟理想？
風骨氣節適宜於愚民之策，一個鼎盛穩定的王朝時代，風骨氣節必須存在，需要有一群滿懷一腔熱血的百姓，來鑄就一個盛世。需要一群風骨氣節的權威來……帶節奏。
倘若都像政客一樣城府深沉、世故圓滑，事事都看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當這樣一個王朝需要有人做出犧牲時，豈不是都得往後縮？到頭來皇帝會發現，自己不知不覺竟然被推到了最前麵的位置。
“好話壞話這都被你說了，像朱熹這般豈不是左也不是、右也不是？”鍾晴聽的有些頭腦暈乎乎的道。
葉青一連三天都沒有去回朱熹的那封信，隻是一直放在桌麵上，讓鍾晴有些弄不明白葉青的意思，所以當她詢問時，葉青便長篇大論了一片，連他自己都差點兒被繞進去的所謂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