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光說道：“資格亦不可少。”
韓維說道：“資格但可施於敘遷，若升擢人材，豈可拘資格也？”
關於人材的資格之爭，看似小事，其實卻是在人才標準上的原則問題。司馬光要的是熙寧前期反對王安石變法的舊臣，連年紀八十一歲、早已致仕的文彥博和年紀七十九歲的範鎮舉薦了，文彥博固然是喜孜孜入朝了，範鎮並沒有應召。他說：“六十三而求去，七十九複來，有是理乎？鎮以論新法不合得罪先帝，先帝棄天下，其可因以為利？”“因以為利”，先帝死了，我可以翻身了，繼續反對新法了，做高官了？這種老臣，除了還能點點頭或搖搖頭外，還能做什麼？司馬光或許隻要他們點點頭或搖搖頭？呂公著和韓維反對論資格，其實是要拔用新人。當年王安石組建置製三司條例司，其中的青年才俊之士便多為呂公著所薦。因了太皇太後的一句話，司馬光、呂公著、韓維三人在太皇太後簾前一遞一句的爭論，呂公著和韓維兩人雙辯司馬光，尤其是韓維，直斥司馬光之非，司馬光語塞，心中不快，臉色愈見其灰暗。範純仁此時自然不會幫司馬光說話，安濤、李清臣二人置身事外，或許，他們私心希望這種爭論更激烈一些？不過太皇太後並不希望再爭論下去了。她說道：“這事不必再議，卿等告退。”
離開了延和殿，司馬光因想幾日未到都堂，打算先去都堂看看再回府中。
通議事都堂在原中書省南廳，可以不出宣德門，從大慶殿往西，也不過一裏多路。司馬光在中書省門口下了肩輿，緩步踏上台階，不經意間見台階一側的紫薇花枝招展，因迭經秋風，花色已顯灰暗，便是綠葉也失去了春天的鮮活和夏天的厚重，呈現出了凋零前的衰敗。司馬光微微慨歎。他偶一回頭，才知範純仁、韓維和呂公著並沒有跟著前來通議事都堂。心想，自己也不過過來看看，看有什麼要緊公文未曾處理，原也並非議事，也就沒有放在心上。倒是幾個屬員見司馬光來到，又是彎腰拱手，又是唱喏請安，鬧了一出虛禮。
司馬光來到自己的案前，一眼瞥見一封公文放在案上顯眼之處，拿起一看，原來竟是自己上給太皇太後的一份劄子，太皇太後看過之後交由三省通議後再進呈。劄子上寫的便是請複青苗法，而在“今禁抑配，則無害也”下麵，劃了一道紅杠。司馬光見了先是一愣，忽然想起就在剛才，自己還在延和殿太皇太後簾前喝問“是何奸邪，勸陛下複行青苗法”，自己請複青苗法的劄子明明白白的放在都堂之內，每一個執政，每一個堂吏進來便可看到，他們會怎麼說？
司馬光覺得心裏一陣煩惡，手足頓時綿軟無力，漸漸的癱坐下來，嘴裏努力喊出一聲“快抬我回府”，連腦袋也搭拉下來。幾個堂吏忙不迭扶起司馬光，與司馬康一起，把司馬光抬上肩輿，急奔回府。
九月，汴梁城內菊花盛開。禦園菊圃起了一千盆，太皇太後命內侍檢好的給司馬光送了五十盆。菊花淩寒傲霜，稱之為花中君子，曆來為文人所雅愛，但此時司馬光已臥床多日，不能起身賞菊了。天仿佛也病了，布了一天的陰霾，瀟瀟的下起了雨。這雨仿佛不是下在地上，而是帶著愁思下在了心裏。於是人們感覺心裏澀澀的，落漠中帶了點感傷。
其實司馬光何止不能起來賞菊，他心裏連點感傷都不可能有了。除了斷斷續續細如遊絲般的呼吸，他已沒有了一點生命存在的體征。
司馬光從通議事都堂抬到家裏，便沒有能再入朝。確切的說，是再也沒有走出過大門。宰相生病，下屬臣僚自當前來探視，都堂的堂吏也每天都來拿走司馬光已批閱的公文，再送來新的公文。直到那一天，他身不能下床，手不能承受一紙之重，眼不能見紙上之文。司馬光要司馬康給他讀，代他寫，司馬康哭了。司馬光說：“死生命也，宰相能身徇社稷，幸之極矣！”
司馬光終於走到了生命的盡頭。他已失去了對外界感知的能力，無所謂痛苦，也無所謂歡樂。他的思惟遊離於軀體之外，由一絲氣息所維係。忽然，他的眼中現出了一點靈光，這是一種意識和感知的最後凝聚：是舉步跨向彼岸時的猶豫？抑或是想起了還有國事未曾交代？一刹那間，靈光消失了，仿佛聽到了一聲歎息，――用最微弱的氣息向這個世界發出的最後呼喚，他的生命歸於寂滅。
司馬光死了，本書也可擱筆了。
司馬光死在宰相任上，真個是哀榮無比。據史書記載：“太皇太後哭之慟，帝亦感涕不已。明堂禮畢，皆臨奠。贈太師、溫國公，諡文正，禦筆表其墓道曰：‘忠清粹德之碑’。”*
“百姓聞其卒，罷市而往吊，鬻衣而致奠，巷哭而過，車蓋以萬千數。京師民畫其像，刻印鬻之，家置一本，飲食必祝焉。歸葬陝州，四方來會者數萬人。”
以上的記載，即便有所誇大，也不會不是事實。王安石和司馬光這兩顆政治明星，王安石是殞落在山野，眾大臣要吊唁也有所不便，司馬光殞落在任上，喪事之盛，非王安石所能比。但司馬光的“粉絲”絕對多過王安石，這也是事實。“粉絲”追星是不需要理由的，追司馬光有一個最大的理由，他在六歲時曾經“破甕救兒”。司馬光從元祐元年閏二月任左仆射兼門下侍郎，同年九月去世，做了半年多的宰相，究竟為社稷為庶民做了多少事，反倒是不重要了。
司馬光死後，由呂公著接任尚書左仆射兼門下侍郎，到元祐三年四月死，做了一年多宰相。韓維卻在元祐二年七月便被罷黜了。是禦劄――其實便是太皇太後手劄付中書省的，說是“門下侍郎韓維，嚐麵奏範百祿任刑部侍郎所為不正。輔臣奏劾臣僚，當形章疏，明論曲直，豈但口陳，意欲無跡，何異奸讒！可罷守本官，分司南京。”
太皇太後這是“欲加之罪，何謂無辭”。實際是因韓維不同意司馬光的做法，漸漸成了司馬光的對立麵，也就是太皇太後的對立麵。呂公著上疏說：“自來大臣造膝密陳，未嚐須具章疏。維素有人望，忽然峻責，罪狀未明，恐中外人情不安。”中書舍人曾肇上表說：“古者坐而論道，謂之三公，豈必具案牘為事！今陛下責維徒口奏而已，遂以為有無君之意，臣恐命下之日，人心眩惑，謂陛下以疑似之罪逐大臣。”高太皇太後是相當固執的，呂公著、曾肇的奏疏留中了，也就是收下後置之不理。
繼呂公著之後是呂大防為相，直到高太皇太後死。樞密院則以安濤為知樞密院事，範純仁仍是同知樞密院事。
此時朝中朋黨林立，有以程頣為首的洛黨，以蘇軾為首的蜀黨，以劉摯為首的朔黨，勾心鬥角，互相攻訐。這些“賢人們”都把國事拋在腦後，大打起派仗來了。而王安石所行的新法，仍在反複。
從宋神宗趙頊死由高太皇太後權同聽政，到元祐八年九月高太皇太後死哲宗親政，前期是厘革王安石新法，後期是朋黨之爭。至哲宗親政，李清臣首開紹述之議，至於章惇柄國，重行新法，元祐中人又紛紛被眨。章惇素恨司馬光和高太皇太後，在任宰相之後，曾要掘司馬光之墳，去高太皇太後之諡號。其間故事，不在此處敘述了。
*清畢沅撰＜續資治通鑒＞，嶽麓書社1992年版
第108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