終於等來琢者放下手中工具，扭動著脖子，伸個懶腰的機會。
“老板，你的貨被人偷了。”戴俊開玩笑的拍拍手。
那男人倏然一驚，扭身站起來，快速瞅了眼床攤前的幾人，主要是核對貨品數量，繼而拉下口罩（防灰塵），又撓撓頭，朝李承幾人嘿嘿笑笑。
“老師貴姓？”李承將手中的台屏放下，微笑問道。
他用的稱呼是“老師”而非老板，這讓這位戴著瓶底眼鏡的琢者，連連擺手，“不敢不敢！”
“鄙姓程，路程的程。”怕李承分不清，他還用手指虛畫幾筆。
“這幾件東西怎麼賣的？”李承指指幾人手中的瓷刻，又指指那件戴國寶的四君子台屏。
“鎮紙八百一對，人物屏一千一隻，山水屏一千二，您說的這件台屏……是我家祖師爺的作品，要貴一些，六千。”說到這件台屏，程老師猶豫了一下，還是報出一個靠譜的價格。
“戴國寶先生是您的祖師爺？你是楊派弟子？”李承立即來了興趣，追問道。
“您也知道戴國寶戴老的名號？”李承的回答讓中年人很是驚訝，推推眼鏡吃驚的打量李承。
瓷刻是冷門藝術中的冷門，世人很少接觸，更很少聽說，眼前的年輕人竟然一口指出戴國寶，這不得不讓程培初刮目相看，更何況他還提到“楊派”。
似乎在辨別李承的口音，程培初又疑惑的拱拱手，“難道小兄弟是同門？還是北派哪位前輩的後人？家師楊衛義，在世時從不敢以楊派自居。”
李承同樣拱手還禮，“天下瓷刻出華家。門內和門外又有什麼區別，楊老一生精研瓷刻，不是門徒勝似門徒。”
這句話得解釋，行外人聽不懂的。
天下瓷刻出華家，這華家指的是鬆江府華文、華約三父子。華文是清同治、光緒年間的瓷刻工藝大師，曾在清內務府瓷器作六處擔綱瓷刻工匠，清宮留存下來的同治及光緒早年的瓷刻作品，基本上出自於華文之手。
華文老退回鬆江府後，其子華約三子承父業，於金陵府開設瓷刻作坊，收門徒二人，分別是戴國寶和張錦山。花開兩支，戴國寶出師後開設“鐵畫軒”，張錦山開設“三林瓷刻”，此二人為南派瓷刻的中間力量。
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尹陳壁在順天府（即今京師地區）宣武門外的斜街，承辦了一所“農工學堂”，又稱“工藝學堂”。學堂裏設有各種工藝科，其中就有“鐫瓷科”，聘請華約三擔任教師，傳授瓷刻技藝。華約三尤其善長刻人物，並創造性地將山水花鳥或詩詞雕刻在白瓷釉麵上。
後來“工藝學堂”改為“工藝局”，由原來的官商合辦轉為官辦，並入內務府造辦處，“鐫瓷科”改為“瓷工科”，收有學生二十多人。
這些學生中有後來成為瓷刻名家的朱友麟和陳智光兩人，此二人為瓷刻北派的代表人物。
瓷刻北派和南派技藝有著截然不同的區別，這是基於“工具”不一樣而形成的藝術風格迥異。
南派所用工具，多為鎢鋼刀，較多的使用鏨、刻、磨、鐫，所形成的畫麵有些類似於瓷器素描，追求畫麵的立體感，斷點比較多。
北派因為背靠京師，有朝廷支援，能獲得更好的工具金鋼鑽石刀，風格上更多樣，更以劃、刻、鏟等技法為主，體現國畫的線條感，走線靈動、流暢，韻味悠長，具有刻刀剔、鏨子鏨所達不到的藝術效果。
南派北派風格不同，可師傅都是華約三一人，因此有“天下瓷刻出華家”一說。
如果要華約三重要弟子排序的話，戴國寶為大師兄，張錦山行二，朱友麟和陳智光要晚十多年。
朱友麟一輩子位於京師作藝，而陳智光於1944年來到中海傳授技藝，他很快結合南派瓷刻，融合出新的南派瓷刻風格。此時，戴國寶和張錦山已經去世，陳智光轉型成為新南派瓷刻的代表。
楊衛義的“楊派”又是怎麼回事？
楊衛義（1925-1986），金陵人，又名少石、拙翁，少年天才，自學成一家。
十歲開始自學臨摹國畫山水，十一歲自學刻印，十五歲由刻印進而刻蠅頭小楷的邊款。他能夠在刻製牙章的側麵，細刻山水和細如蚊足的小字。
曾偶得鐵畫軒瓷刻一件，驚為天人，遂以這件作品為師，結合自己的鐫刻技術，同時糅合微雕技法，模仿戴國寶的瓷刻風格進行創作。
此人在瓷刻方麵，確實天縱奇才，他借鑒象牙細刻的技法，嚐試用淺刻的方式，直接在瓷器表麵進行鐫刻，能夠刻製全景的傳統絲國山水畫，在瓷器上較好地傳達出山水畫的濃淡變化、皴擦點染、筆墨氣韻等藝術效果，再配以行書詩詞、落款，所刻文字比米粒兒還小，代表作品有《山水葫蘆瓶》、《山水乾隆方瓶》等。他刻製的鬆柏也刀法細膩，代表作有《鬆柏萬年烏金瓶》。
同時，他還能在瓷器表麵表現出西洋繪畫的效果，線條、塊麵、明暗、層次，顯示出紮實的繪畫功底和精湛的瓷刻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