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果鬥誌昂揚地號召法國人“起來！起來！別喘息，別休息，別睡覺。專製在向自由進攻。德國企圖侵犯法國。讓我國大地上悲憤的烈火像融化冰雪一樣，把這支龐大的軍隊熔化掉吧！”
在圍困中的巴黎，每天晚上仍然有演出，雨果的戲劇對觀眾仍有相當大的吸引力，劇院場場滿座。另外雨果的詩集《懲罰集》也在這時再版了。雨果把稿酬和演出所得全部捐獻給祖國鑄造大炮。在一尊大炮上人們刻上了“懲罰”兩字，在一門大炮上刻著“維克多·雨果”，另外一尊大炮上刻著“夏托登”。
大街上，到處是步兵、國民自衛軍和遊擊隊的隊員們，他們常常背著在敵人的炮火下從田野裏收摘來的蔬菜。商店裏空空如也。穿著粗布工作服，戴著圓帽的工人們呼喊著：“公社萬歲！”
1870年 9月19日，普魯士軍隊已經占領了1/3以上的法國領土。與此同時，他們的20萬大軍也已經完成了對巴黎的包圍。為此，巴黎物資供應極其匱乏。兩棵白菜都成了雨果一家珍貴的禮品。但雨果不以為然，對於一個經受了18年流亡之苦的老人來說，這種物質的苦難真的算不了什麼大事。
可是，當他看到一隊隊士兵唱著《馬賽曲》從大街上經過的時候，已經白發叢生的雨果哭了。他在日記裏寫道：
我聽見了那個有力的號召，每一個法蘭西人，都應該為祖國而生；每一個法蘭西人也應該為祖國而死。我聽著聽著，哭了！前進！英雄的軍隊！我將踏著你們的足跡向前！
但是局勢已經越來越嚴峻起來了。在1870年7月的時候，法國有正規的軍隊40多萬人。然而，拿破侖三世投降了10萬，巴黎元帥投降了17萬人，又潰散了10餘萬人。到了1870年10月的時候，能夠有效抵抗普魯士軍隊的正規軍，已經不超過5萬人了。
這時，議和已經成為了政府唯一的選擇了。為了締結和約，必須選舉一個國民議會。國民議會不得不選波爾多為所在地。雨果是塞納區的候選人，他因有把握選上，便去了波爾多。盡管想到他將進入的是一個認可失敗的國民議會，他感到不快，但又不能避免。
雨果1871年2月13日起程。新選出來的國民議會根本沒有代表雨果那種共和主義與愛國主義的意願。占領的國家不願再讓波拿巴分子統治，他們是招致失敗的罪魁禍首，但也不願接受共和黨人的主宰。它同意讓老君權主義分子掌握國柄，並要求和平。一些自1830年以來就一直沒有離開過城堡的鄉紳和正統派的老朽，現在又出現在波爾多的杜爾尼大街。這些，都讓雨果感覺到格外的憤怒。
1871年2月18日，雨果在給保爾·默裏斯的信中寫道：
無論是對你還是對我來說，局勢都顯得十分可怕。國民議會隻是個“無為議院”。在這裏，我們是50對700。麵對占壓倒多數的這些人的可惡行為，左派也許隻有一條出路，那便是實行必要的集體辭職，這也許是給國民議會捅一刀，並將給它帶來致命的創傷。
在這個擠滿了議會代表的城市裏，很難找到住處，夏爾和他的妻兒在聖摩爾街13號找到了一個小套間。
當雨果一出現，城市就沸騰起來了。國民自衛軍揮動著軍帽；人群歡聲雷動，使這位激動得熱淚盈眶的老人躲到了一家咖啡館裏。
2月16日，雨果滿69歲。28日，梯也爾向議會提交“一份罪惡的條約”，要求議會批準。按照這項條約，必須犧牲阿爾薩斯和洛林兩省。在委員會上，雨果宣布，他可能不會參加這項提案的投票。
不久，因為很多議員以加裏波的不是法國人為由，反對左派議員加裏波的參加選舉，雨果因此辭去了議員的職務。
就在這時，發生了一件不幸的事，雨果的大兒子突然中風死去了。3月18日，悲痛萬分的雨果把兒子的靈柩送到巴黎拉雪茲神父公墓。就在這一天，巴黎的無產階級發動了震驚世界的巴黎公社起義。他們占領了整個巴黎，根據人民群眾倡議，建立了新型國家。
往後事態的發展越來越令人揪心。公社社員在激戰時殺人放火。凡爾賽槍斃巴黎人。按照雨果的說法，國民議會有多殘忍，公社就有多瘋狂。雙方都失去了理智。
1871年5月29日，巴黎公社的最後一個街壘被特羅普將軍的軍隊攻克。獲勝後的特羅普將軍以巴黎公社槍殺64名人質為口實，連眼皮也沒眨一下就下令槍斃了6000名公社戰俘。甚至已經逃到比利時的公社社員，也不斷遭到凡爾賽方麵的槍殺。
巴黎公社起義失敗後，雨果在《比利時獨立報》上發表了公開信。在信中雨果寫道：“我不曾和他們在一起，但我接受公社的原則。”“我願意把街壘廣場4號住宅作為避難所。”
雨果對這種壯舉的後果是完全有思想準備的，在公開信中他表示：“如果他們到我家來逮捕逃亡的公社社員的話，就讓他們逮捕我好了。如果有人要把他引渡給法國當局的話，我就跟他一起去。我和他一同坐在被告席上，人們將在權利保衛者中間，在被凡爾賽的國民議會擊敗的公社社員旁邊，看到一個被波拿巴流放的共和黨人。”
雨果堅信：“比利時政府會反對我，但比利時人民將站在我的一邊。”雨果收到了許多的支持信，可是在夜裏來了一群普魯士暴徒。
緊接著，一些大石頭砸爛了他家的窗戶玻璃和分支形吊燈。小喬治驚恐不安，說：“普魯士人來了！”暴徒們企圖砸爛護窗板，卻未得逞。行凶者是50多個衣冠楚楚、樣子可笑的年輕人。他們是受人指使的、企圖加害雨果的暴徒。
其實事情並不嚴重，但比利時政府卻頒布法令，命“維克多·雨果先生，69歲，法國文人，立刻離開比利時王國，不得再次返回”。
雨果並不屈服，他表示：“我可以毫無困難地經受放逐，也許在我一生中經常被放逐一下倒是件好事。”他不願再次回巴黎，而是在盧森堡的一個小城鎮維安登住了下來。
由於雨果收留流亡者的事情被人到處傳揚，雨果的影響力逐漸擴大，有很多需要政治避難的人都找到了他。不久雨果便收到了一個公社社員的遺孀寄來的信，信中請求詩人讓她避難。雨果向她發出了邀請。從她口中，以及從報紙上雨果了解了當時的情況。
雨果情不自禁地提筆寫下了許多有關這個年代的詩歌，雨果後來把這部詩集稱為《凶年集》。
雨果依舊是在一遍一遍地告誡著人們，那些被殺害的都是他們的弟兄姊妹。他保護被打倒的人們，但是在他們強大的時候與他們作過鬥爭。解決生死搏鬥的問題是要靠愛，而不是靠武器。晚年筆耕不輟
對雨果來說，1872年是不祥之年。1月，他在競選中慘遭失敗，因為他對公社社員的寬容使人驚恐不安。2月，他那不幸的女兒返回巴黎。
一個時期來，家裏對小阿黛爾的去向不明。小阿黛爾曾去了巴巴多斯。可是，她沒有把地址告訴任何人。她孤單一人，身無分文，陷入瘋癡狀態，被關了起來。最後，她被一個遭受同樣不幸的女黑人，賽裏奧·阿爾瓦萊·巴阿夫人帶回了法國。
小阿黛爾被禁錮在聖蒙代。她隻是在雨果死後才離開此地，住到蘇雷斯納城堡。那是德·沃德蒙公主的舊領地，豪華的私人療養院。
小阿黛爾獨住一個小樓，直至1915年才在這裏去世，終年85歲。
小阿黛爾外表很溫和，看上去不像個不幸的女人，但常常胡言亂語。她始終是一個素質良好的音樂家，不知疲倦的鋼琴手。她把所有最著名的歌劇都彈得爛熟。
為了使她分心，人們常領她去動物園和處理品商店。由於回想起在巴巴多斯的那些貧困的日子，她奇怪地害怕缺吃少穿，像狗一樣，把別人送給她的東西都給藏起來。就和以前歐仁患病時一樣，雨果終生都帶著這種隱痛。
1872年8月7日，雨果興致勃勃的前往蓋納西島，中途在澤西島做了短暫的停留。
雨果回到了“上等別墅”。又看到沐浴在陽光下的“瞭望塔”和那洶湧澎湃的大海，他心情舒暢。
這一年，雨果收獲甚豐。短短幾個月，雨果寫出了《自由戲劇》的梗概，新《曆代傳說》的部分章節以及他的又一部最優秀的小說《九三年》。
一氣嗬成，這是雨果30歲寫《巴黎聖母院》時的創作方法。這個七旬老翁精力仍然充沛，靈感仍然源源不斷。
《九三年》反映的是他青年時代的衝突，是白軍與藍軍之間的衝突。這已不再是心靈上的衝突，像《悲慘世界》裏的馬利尤斯那樣，而是行動上的衝突。雨果很熟悉保王黨叛亂的背景。
《九三年》是以法國大革命最重要的一個階段，即雅各賓黨人專政時期為背景的。小說的中心事件是寫共和軍平息旺岱叛亂的鬥爭。
當時，法國封建王朝已被推翻，旺岱地區的貴族煽動了一大批不明真相的農民進行叛亂，反對新生的革命政權，在共和國軍隊的打擊下叛軍已遭到重創，處於群龍無首的狀態。
9月份，英國軍艦送來了一個叫朗德納克的法國貴族，他之所以在這時進入旺岱，目的是要把叛軍重新召集起來，繼續與革命政權頑抗。為了不讓反革命死灰複燃，在巴黎的革命政權的代表國民公會向旺岱地區派出了一支遠征軍，由青年軍官郭文擔任司令，西穆爾登任政委。
郭文出身於貴族，他才華橫溢，年輕有為，在大革命中他背叛了本階級，站到了革命一邊。西穆爾登是出身於下層平民的牧師，又是郭文的家庭教師，他用全部心血澆灌郭文的心田，與郭文情同父子。革命把他推上了階級鬥爭的第一線。他憎恨封建統治，無限忠於革命事業。他對自己人非常仁慈，但對敵人則倍加凶狠。他曾說：“革命有一個敵人，這個敵人就是舊社會，革命對這個敵人是毫不仁慈的，就像外科醫生對於他的敵人毒瘡也是毫不仁慈的。”西穆爾登之所以會提出仁慈的問題是有原因的。
當時新生的革命政權麵對著反革命的反撲，處於岌岌可危的狀態，執政的雅各賓黨人用紅色恐怖來對待白色恐怖，以革命暴力對付反革命叛亂。這一做法在國內外，甚至在革命陣營內部引起了不同的看法，西穆爾登的言論顯然是有針對性的。他形象地把革命恐怖比喻為替舊世界動手術，手術要流血，但為了挽救生命又是十分必要的。
郭文與他的精神導師西穆爾登在這個問題上是有深刻分歧的。郭文寬大俘虜，醫治傷員，釋放被抓的婦女、兒童、教士。這與當時國民公會“絕不寬大”的命令是相違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