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文學藝術1-5
元代文學
按照曆史朝代的紀年，元代一般指從1271年建國號大元至1368年元朝滅亡這97年；但以雜劇、散曲的突出成就為主要標誌的元代文學，實際上在1271年以前就已經形成。關漢卿等一大批戲劇家，都是所謂“金之遺民”，在金亡以後，1271年以前，都已在雜劇、散曲的創作中顯示了輝煌的成就。所以，元代文學的上限，至晚亦應定為金亡的1234年。這雖然與南宋文學有四十餘年的交叉重疊，但元代文學有130多年的曆史，則是客觀存在的事實。
元代文學的發展，大致以仁宗延礻右年間(1314～1320)為界，可分為前後兩期。前期的文學主潮是雜劇和散曲兩種新興的文學藝術樣式，在文壇上最為活躍的是那些“沉抑下僚”、淪落民間的文人才子，因此文學創作表現出一種清新而遒勁的格調。後期文學，雜劇、散曲和詩、文、詞等傳統文學樣式互相爭勝，在文壇上最活躍的已是那些步入仕途的文人士大夫了，因此在詩、文、詞等傳統文學樣式發生新變的同時，散曲的詩詞化和雜劇的文人化也成為突出的文學傾向，同時南戲也出現了一批佳作。總起來看，元代文學以雜劇、散曲、南戲的成就最高，後人盛稱“唐詩”、“宋詞”、“元曲”，是有一定道理的。
元代文學的時代特征最直接地同元代文人的精神麵貌有關，而元代文人的精神麵貌又是由他們的生活環境和生活經曆所決定和製約的。一方麵，忽必烈實行以漢法治漢民，繼承了唐宋以來封建統治的經驗，輔之以蒙古族的務實作風，社會經濟得到了恢複和發展，政治統治是鞏固的，民族融合是空前的，統治者是有信心的。另一方麵，金、宋興亡的曆史變革，社會生活的動蕩，嚴酷的民族壓迫和階級壓迫，使人民的反抗情緒和文人的內心憤懣也形成強大的思想潮流。這種社會思潮在一些文人身上表現為一種強烈的壓抑狀態：表麵上嬉笑怒罵，或嘲風弄月，或醉情山林，而內心中卻積蓄著無限的憤懣和不滿。這種思潮在不同的作家身上有不同的特點，但卻形成元代文學共同特征，在雜劇、散曲、南戲、詩、文、詞等各種文學樣式中都有充分的表現。
元代文學的藝術風格在總體上以自然本色為主流，人們評北曲(包括散曲和雜劇)“文而不晦，俗而不俚”(周德清《中原音韻》)，評南戲“句句是本色語”(徐渭《南詞敘錄》)，評元代詩文“崇本質而去浮華”(餘闕《柳待製文集序》)，評元詞“伉爽清疏，自成格調”(況周頤《蕙風詞話》卷三)，都說的是這一特點。元代文學顯現出的自然樸素美，成為元、明、清時期文學的一股重要的審美思潮。
除了總體特征以外，元代各種文學樣式也各具特色。
雜劇元雜劇是在十三世紀前半葉，即蒙古滅金(1234)前後，以宋雜劇和金院本為基礎，融合宋、金以來的音樂、說唱、舞蹈等藝術樣式而形成的戲曲藝術，並在唐、宋以來詞曲和講唱文學的基礎上，產生了韻文和散文相結合的、結構完整的文學劇本。由於元雜劇是以中國北方流行的曲調演唱的，因此也稱北曲或北雜劇。雜劇先在中國北方流行，到十三世紀八十年代，即元滅南宋(1279)以後，又逐漸流行到中國南方。元代是北曲雜劇的黃金時代，元人羅宗信為《中原音韻》作序，說到當時已出現把“大元樂府”和唐詩、宋詞“共稱”的說法。這裏所謂“大元樂府”兼指散曲和劇曲，而後人還有專把元雜劇和唐詩、宋詞相提並論的。元雜劇的產生、完備和盛行，不僅為我國古典戲曲的表演藝術奠定了基礎，而且還在實際上爭得了與傳統的文學樣式——詩、詞、文、賦——相頡頏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代表著元代文學的最高成就。
西廂記元雜劇可分為愛情婚姻劇、曆史劇、社會劇、公案劇、神仙道化劇等五類。在現存的雜劇劇目中，愛情婚姻劇約占五分之一，以四大愛情劇——《西廂記》、《拜月亭》、《牆頭馬上》、《倩女離魂》最為著名，其突出特點在於塑造了一批光彩耀人的婦女形象，寄托了作者對愛情理想和社會理想的追求。曆史劇的數量最大，佳作頗多，一般都繼承了宋代講史“大抵多虛少實”、“大抵真假參半”(《都城紀勝》)的傳統，和曆代詠史詩借曆史來抒發作家感情的藝術方式，重點不是再現曆史的真實麵貌，而是表現作家的現實感受和主觀情感。社會劇往往在不同程度上描寫了現實社會中帶有普遍性的社會現象，揭露各種社會弊端，並寄希望於封建道德的複興和發揚。公案劇或寫清官懲治豪強，為百姓申冤昭雪，或寫清官處罰惡人，為良善伸張正義，表現出懲惡揚善的鮮明傾向。元雜劇中的水滸戲，大致也可以算作公案劇的一個分支。神仙道化劇大都以對仙道境界的肯定和對人世紅塵的否定，構成其主要內容，同時交織著出世、憤世和戀世的複雜情感，表現出元代文人的精神苦悶和心靈幻想。
南戲產生於宋代，入元以後繼續流行，在民間相當活躍。但就總體上看，南戲在元代的成就不如雜劇，未能像雜劇那樣產生大量著名的作家、作品，並在文學領域中造成巨大的聲勢。它的影響主要還局限於民間，在民間豐沃的土壤上滋生蔓長，為明代戲曲的再度繁榮積蓄著藝術力量。
南戲中大量的作品以愛情婚姻故事為主要內容，此外還有社會劇、公案劇、曆史劇和神仙道化劇。南戲的題材或取自現實生活，或來自民間傳說，或根據前代作品，但大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現實，揭露了封建統治的罪惡，表達了人民的思想感情、道德觀念和理想願望。但在南戲作品中也普遍存在著封建說教和因果報應思想，這是其糟粕。
散曲元散曲的流行早於雜劇，其格式和體製對雜劇產生了直接的影響。散曲在金、元之交就被文人士大夫所采用，稱為“新樂府”。由於宮廷朝會大合樂時采用散曲，並且由翰苑人物撰詞，皇帝嘉賞，散曲地位逐漸提高，這一點與詞的發生、發展情況相類似。從題材內容來看，散曲主要有風情和隱逸兩類，此外還有一些揭露現實和寫景、詠史、抒懷之作，總起來看內容是比較狹窄的。這是因為，散曲主要是由妓女、藝人酒席宴上所唱和文人學士遣懷釋悶所作的。這個現象和詞的創作也很相似。
散曲在藝術上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它以潑辣的作風、活潑的形式、質樸的語言和靈動的氣勢，在元代文壇上異軍突起，在一定程度上超過了傳統詩詞，成為元代最富於生命力的詩歌樣式，大大豐富了我國的古典韻文。
詩詞在元詩的發展過程中，經曆了對宋、金詩風的反思和批判，經曆了南北複古詩風的彙合，宗唐複古(即古體宗漢魏兩晉、近體宗唐)的詩風由興起到旺盛，成為一代詩壇的潮流，因此元末人有“舉世宗唐”之說(瞿佑《鼓吹續音·自題詩》)。當然，元人論詩並不專宗盛唐，因此元人學唐的結果，使元詩也像唐詩那樣萬木千花，爭豔鬥麗。明代前後七子倡導複古，提出所謂“詩必盛唐”，這顯然是對元詩的批判性繼承。而清代詩壇宗唐、宗宋之風迭起，也可以視為對元詩成敗經驗的一種反思。
元代前期的北方詞人，大多受元好問影響，直接繼承金代詞壇的傳統，宗奉蘇、辛，但往往缺乏蘇、辛詞的豪放意境，比較著名的詞人有劉因，白樸、劉敏中等。前期南方詞人，則承襲南宋後期詞風，“遠祧清真，近師白石”，大抵宗周、薑，以張炎、周密為首倡，此後還有仇遠、袁易、陸行直、趙孟兆頁等人。延礻右以後，豪放和婉約兩種詞風逐漸相互滲透，詞作中又出現了“散曲化”的現象，著名詞人有張翥、虞集、薩都剌等。但總起來看，詞在元代是趨向衰落的。
元代散文的發展，前期主要有宗唐(實際是宗韓愈)和宗宋(實際是宗歐陽修)的不同傾向，後來逐漸演變，趨向於唐宋並尊。朱右編選韓愈、柳宗元、歐陽修、曾鞏、王安石、蘇洵、蘇軾、蘇轍的文章為《八先生文集》(今無傳)，即可看作兩種傾向調和的結果。後世唐宋八大家之稱，即源於此。而宋代散文創作和批評中談理派和論文派的分歧，在元代散文領域中雖然也有所表現，但卻明顯地趨於調和。元代文人更多地維護韓愈以來的古文家的傳統，提出了理學、古文合一的主張，所謂“以歐、蘇之發越，造伊、洛之精微”(劉將孫《趙青山先生墓表》)。這就使元代散文偏於經世致用，而乏抒發情性；偏於紀事明道，而乏繪句扌離章。元代散文的成就不及唐宋，但它所提出的創作主張以及所表現的創作傾向，卻對明代的前後七子和“唐宋派”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小說盛行於宋代的說話，在元代也繼續流行，特別是講史更趨風行，現存話本也多為元代刊刻或修潤，所以一般文學史家都概稱為“宋元話本”。從流傳的話本看，大多文詞樸拙，情節簡略，還稱不上是優秀的文學作品。有人認為著名的長篇章回小說《三國演義》是元代作品，還有人認為百回本《水滸傳》產生於元代，但這都還有爭論。
明代文學
我們大致地把從明初到成化末年(1368～1487)的一百多年界定為明代文學的前期。可以看到，這是文學史上一段相當漫長的衰微冷落的時期。元代末年所形成的自由活躍的文學風氣，在明初以殘酷的政治手段所保障的嚴厲的思想統治下戛然而止。洪武七年被腰斬的高啟，唱出了由元入明的文人們內心中的無窮悲涼。而同樣是由元入明的宋濂，則因積極參與新潮文化規製的設計而成為“開國文臣之首”(《明史》本傳)。他一方麵對楊維楨保留著若幹好評，似對元末的文學不無留戀，但更主要的，是繼承程朱理學的“文道合一”說，重新建立了由明王朝的政治權力所支持的、代表官方態度的道統文學觀。當時詩歌方麵最有影響的是以楊士奇、楊榮、楊溥為代表的粉飾現實、歌功頌德的台閣體和以李東陽為代表的自稱宗法杜甫而追求聲調格律的茶陵詩派。戲劇方麵，是以朱權、朱有火敦為代表的皇家戲曲創作，此外還有以邱浚、邵燦為代表的倫理劇創作。無論是詩文還是戲曲，都致力於歌舞升平，宣揚封建倫理道德，缺乏真情實感和創造性。這時期較有特色的是文言小說創作，以瞿佑的《剪燈新話》與李昌祺的《剪燈餘話》為代表，他們不論是寫豔情還是述鬼怪，大都敘述委婉生動，但因內容不合乎封建禮教而遭到明初統治者的貶斥甚至是禁止。南戲則逐漸形成“以時文為南曲”的逆流。在小說創作領域內幾乎是一片空白。
明中葉開始，文學創作開始發生變化，特別是嘉靖、萬曆以後，隨著政治、經濟和哲學思潮的發展和變化，文學創作出現了一個嶄新的局麵。這是明代文學從前期的衰落狀態中恢複生機、逐漸走向高潮的時期。這種轉變，一方麵與文網的逐漸鬆弛有關(永樂朝被殺的方孝孺的遺著，在此期間刊行；在這以前，收藏方孝孺文集就要被處死)，而更重要的是前麵所說的社會經濟形態的變化以及與之相應的思想意識形態的變化所致。但這一時期傳統勢力仍然是很強大的存在，因而文學的進展顯得相當艱難。
中期文學的複蘇，首先表現於兩個文學集團：“吳中四才子”和“前七子”。由祝允明、唐寅為首的吳中四才子，其成員政治地位都不高，影響範圍較小，是一個地域性的文學集團。他們的詩文創作無論是思想內容還是藝術特色都能衝破傳統的束縛，形成自己的特色，他們的創作成為晚明文學解放的先驅是很值得重視的。以李夢陽、何景明為首的前七子，大多科第得誌，政治地位較高，活動的中心又是在京師，因而其影響遍布於全國。尤其是李夢陽，他在明代文學中的扭轉風氣之功，為後來的文人所一致稱賞。
明代中期文學的另一個重要特征，是俗文學的興盛和雅、俗傳統的混融。
這一時期，順應著市民階層文藝需求的增長，出版印刷業出現空前的繁榮。《水滸傳》和《三國演義》等小說在嘉靖時期開始廣泛地刊刻流傳，戲曲作家也陸續增多。就主要從事詩文的作家而言，也普遍重視通俗文學，並從中得到啟發。李夢陽倡論“真詩在民間”，已表達了對文人文學傳統的失望和另尋出路的意向；唐寅在科舉失敗以後的詩歌創作，在很大程度上擺脫了典雅規範而力求“俗趣”。在陳繼儒的《藏說小萃序》中，可以看到吳中文士文徵明、沈周、都穆、祝允明等人喜愛收藏、傳寫“稗官小說”的生動記載。徐渭的晚年，更是把主要精力轉移到戲曲的創作、評析、傳授上來。另外應該注意的是，小說《西遊記》也是完成於明代中期。明代中後期，由於社會財富的急劇增長，由於“富民”的大量出現，權勢與財富大致相對應的社會結構已遭到嚴重破壞。權力階層當然不甘心於此，他們憑借權力占取超常財富的欲望不斷膨脹。這樣，由他們所承擔的國家政治機能自然受到破壞，使得國家機器因腐敗而失去它的有效性。所以，明王朝所麵臨的，是一種政治製度與社會發展不相適應的根本性危機。盡管萬曆初年由張居正所主持的改革，在整頓財政、賦稅和吏治方麵起了一定效用，在短期內挽救了王朝的崩潰之勢，卻既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問題，也難以在張氏去世後維持下去。最終，由於政治腐敗和大饑荒所激起的農民起義，加上關外滿洲軍事集團的壓力，摧垮了明王朝的統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