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陽明心學的發展及其影響日益擴大，從左派王學的泰州學派，一直到李贄，都在不同程度地張揚個性，突破了封建禮教的束縛，促進了個性解放和文學解放，李贄倡導的“童心說”直接影響了公安派的“性靈說”，成為文學解放的號角。
以袁宏道、袁宗道、袁中道為首的公安派提倡“獨抒性靈，不拘格套”，反對文學的複古，主張創新，並以他們的創作實績掃清了複古派在文壇上的影響，成為晚明詩文革新運動中的一支勁旅。其後的竟陵派在學習公安派的同時，試圖以出深來補救公安派的膚淺之弊。到了明末，以陳子龍、夏完淳為代表的一批愛國作家雖然也倡導複古，但他們憂患時事，並親身參加到抗清鬥爭中去，他們的詩文創作具有強烈的現實意義與慷慨雄健的風格，自有其獨特的成就。值得一提的是晚明的小品文創作，這種小品文實際上是一種短小精悍、形式自由活潑的散文，或寫山水，或為序跋，或抒一己的情感等等，不拘一格，抒發性靈，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出現了像袁宏道、湯顯祖、王思任、陳繼儒、張岱、劉侗等一批小品文名家。
相比而言，最能代表明代後期文學最高成就的還是戲曲與小說。在戲曲創作方麵，《寶劍記》、《鳴鳳記》、《浣紗記》改變了明初戲曲創作中宣揚封建道德、鼓吹神仙道化的風氣，代之以直接或間接地反映當時尖銳的政治鬥爭的作品。優秀雜劇作家徐渭，通過《四聲猿》等作品，表現了蔑視傳統的封建禮教，提倡男女平等、婦女解放的思潮，具有濃厚的反傳統色彩。
明傳奇出現了以沈王景為代表的吳江派和以湯顯祖為代表的臨川派。吳江派創作成就雖然不高，但對明中葉後流傳最廣、影響最大的唱腔之一昆腔音律的整理有較大的貢獻。湯顯祖更是受王學左派影響的優秀劇作家，他的代表作《牡丹亭》熱情歌頌了反對封建禮教，追求愛情幸福的要求，響起了個性解放的時代最強音。
在小說創作方麵，以《西遊記》和《金瓶梅》為代表的神魔小說和人情小說成為長篇小說的主潮，是明中葉以後成就最高的作品。
吳承恩的《西遊記》敘述的是唐僧師徒西天取經的故事，塑造了神話英雄孫悟空的形象，雖寫神魔而頗具人情，想像豐富奇異，成為神魔小說的代表。它出現之後，神魔小說的創作一度興盛起來，較著名的有《封神演義》、《西洋記》、《四遊記》等。
第二類是世情小說，這類小說以《金瓶梅》為代表，它通過對西門慶形象的塑造，真實地反映出當時的社會現實，具有濃重的市井氣息，其對人物性格的深層開掘，對人情世態的細致描摹，在中國小說史上都具有開拓性。
第三類是曆史演義和英雄傳奇小說，這一類小說繼承了《三國演義》與《水滸傳》的傳統，描述曆史，歌頌英雄人物，並加進作者的理想。寫曆史的小說上自春秋戰國，下至明代，幾乎都有演義，如《列國誌傳》、《西漢演義》、《隋史遺文》等。寫英雄人物傳奇故事的有《英烈傳》(又名《雲合奇蹤》)、《楊家府演義》、《北宋誌傳》等。明代後期短篇小說創作的興盛主要體現於擬話本的繁榮，這類小說主要模擬宋話本的形式進行創作，既有對宋元話本的改編，也有新的創作，代表作品有馮夢龍的《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合稱“三言”；淩氵蒙初的《初刻拍案驚奇》和《二刻拍案驚奇》，合稱“二拍”。這類擬話本小說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征，所反映的內容主要是市民階層的生活。其他的擬話本小說還有《西湖二集》、《清夜鍾》、《石點頭》等。
這一時代人們對於文學的基本觀念、基本主張，是貫通於“雅”文學和“俗”文學兩方麵的。這裏李贄同樣起了極重要的作用。他在鄙薄六經、《論語》、《孟子》等儒家經典的同時，卻大力推崇《西廂記》、《水滸傳》等通俗文學，認為是一種“至文”，而且以極大熱情評點《水滸傳》等作品，借以宣揚自己的文學思想和人生觀念。這給予當代文人以很大的影響。後來馮夢龍整理小說和流行歌謠，也具有相同的意識。
清代文學
對於清代文學，結合政治與社會變化的情況，我們將之大致地劃分為三個時期：自清人入關至雍正末年(1644～1735)為前期，這大致指順治、康熙、雍正年間；自乾隆初年至道光十九年(1736～1839)為中期，這大致指乾隆、嘉慶及道光二十年以前；自道光二十年鴉片戰爭至宣統三年辛亥革命(1840～1911)為後期，或叫晚期。
清代政權的性質、特點及政治措施的總傾向對有清一代的文化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在清初，一些積極從事反清武裝鬥爭的遺民從漢族國家正統觀念出發，諍諍宣誓：“可禪，可繼，可革，而不可使異族間之”(王夫之《黃書·原極》)。他們有的突破了狹隘民族意識，提出了興亡理論：“天下治亂，不在一姓之興亡，而在萬民之憂樂”(黃宗羲《原臣》)。乃至對封建專製主義的皇權政治提出批判：“漢唐以來，人君視天下如其莊肆然，視百姓如其佃賈然，不過利之所從出耳”，“自秦並天下以後，以自私自利之心，行自私自利之政”(呂留良《呂用晦文集》)。體現在文學作品中則於抗清複明的主旋律中昂揚著以天下為己任的浩然正氣。而一些變節出仕新朝的文人，他們的作品中卻往往或懷著大節有虧的負罪意識，或帶有麵見然的屈辱感，低徊纏綿，與遺民文學中的憤激慷慨格調迥然不同。一些由明入清但與政權聯係不緊密或出生在清初的知識分子，易代之際的創傷給他們心靈上也留下陰影，一旦現實中的事件激活他們潛意識中的民族觀念，也便在文學作品中以不同形式宣泄出來。總之，民族意識，故國之思，是擺在清初知識分子麵前的課題，並且在文學作品中以不同形式、不同角度、不同層麵表現著。
這一時期早期的詩文作家，強烈地表現出漢民族的民族情緒。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是這一時期最傑出的思想家和學者，也是最具代表性的遺民詩文作家。他們的作品，以深厚的功力表現了強烈的民族思想和不同程度的民主思想。屈節仕清的錢謙益和吳偉業，在明末即以高瞻的才華學識領袖文壇，對轉變晚明的詩文風氣起了一定作用。著名散文作家魏禧、侯方域、汪琬以及駢文作家陳維崧也為開啟有清一代文風做出了努力。
在明末清初詩壇上，錢謙益是影響最大的詩人。他的詩歌主張是在重“性情”的同時也重“學問”，具有向宋詩回複的意味。但清前期成就最高的詩人，應推吳偉業和王士礻真。他們詩歌創作的取向，可以說是公安、七子兩派的融合，這實際是晚明時袁中道等人就有的一種想法，隻是到他們的創作中才有較好的成績。然而，吳偉業、王士礻真以及施閏章、宋琬、查慎行等人的作品，一方麵注重真實情感的抒發，關懷個人在社會中的命運，具有較強的自我意識，但卻不像公安派那樣表現得尖銳而淺露；他們都講究詩歌的藝術性，講究聲調韻律的美感，卻又不像七子派那樣生硬模擬而造成抒情的阻隔。比較晚明尤其是公安派的詩，吳、王的作品思想的鋒芒、情感的衝擊力是有所削弱的，但藝術的魅力則有所加強。詞壇上則出現了以朱彝尊為代表的浙西詞派和以陳維崧為首的陽羨派，以及獨標一格，神似李煜的納蘭性德詞作，步入了詞的中興時期。
到了乾隆時代，沈德潛倡導以“溫柔敦厚”為準則的“格調說”，翁方綱倡導重學問、重義理的“肌理說”，而與之相反的主張，則是袁枚所倡導的“性靈說”。袁枚的思想很多地方接受了晚明思潮的影響，有些直接來自於李贄。如他對理學家的矯情與做作十分厭惡，對這些人以“道統”自居常加以諷刺挖苦。袁枚的詩歌主張大體就是公安派理論的重興，其核心也是強調真性情的自然流露，重視輕靈活潑的趣味。另外，趙翼、黃景仁也是當時很有個性的詩人，在重視詩中有“我”、重視詩歌藝術的獨創性方麵，他們與袁枚是一致的。到了嘉慶、道光時期，終於出現了傑出思想家兼優秀詩人龔自珍。他倡言“眾人之宰，非道非極，自名曰我”(《壬癸之際胎觀第一》)，表現出強烈的自我意識，他的詩歌以一種高傲和尖銳的個性精神抗擊社會的沉悶與壓抑。
詞在元明一度衰落，到了清代出現複興的勢頭。從清前期到中期，以詞名世的文人很多，影響較大的，有陳維崧，納蘭性德，以及“浙西詞派”的盟主朱彝尊、厲鶚，和“常州詞派”的盟主張惠言、周濟等。除陳維崧外，他們的詞一般格局不大，但常有很精美細致的抒情文筆。
清初散文，一方麵存在晚明小品的遺風，不僅張岱的許多小品文實際是作於清初，金聖歎、廖燕、李漁等也有類似的創造，但文壇的主導方向，是在理論上恢複唐宋古文的傳統，而在創作上愈加褊狹。其中的代表人物，是侯方域、魏禧、汪琬。但這三人影響有限，直到以程朱理學為內核的桐城派出現，才算真正建立了清代正統“古文”的陣營。桐城派的代表人物，是康熙朝的方苞、劉大木魁和乾隆朝的姚鼐。桐城派古文是對明末離經叛道和文體解放的散文的反撥，是比唐宋古文更強調為封建政治服務和更為程式化的文體。它的影響一直延續到民國。
錢大昕桐城派一開始就遭到不少人的反對，乾嘉時期著名的學者大都與之異調。如錢大昕攻擊所謂“古文義法”不過是世俗淺薄之論，章學誠專門作《古文十弊》，強調為文須求實、自然。袁枚、鄭板橋的一些短文、尺牘均率意而為，多少恢複了晚明小品的韻致，至龔自珍之文，更是奇詭警拔，有新異的時代色彩、顯著的個人風格。
清代同時又是駢文受到重視的時代，乾隆、嘉慶時期，駢文尤盛，形成與桐城派古文相抗衡的局麵。提倡駢文的人，既有袁枚這樣的才士，也有許多著名學者，如阮元、洪亮吉、汪中、孔廣森、孫星衍等。他們倡導駢文，不僅是為了重視它作為美文的價值，實際也是有意排斥桐城派迂腐固執的思想見解。如著名的駢文家汪中，就有很鮮明的反封建禮教意識。但駢文作為一種古雅而拘謹的文體，畢竟缺乏銳氣和活力，它總體上還是一部分文人表現其高深文化修養和優雅情趣的形式。
戲曲和小說在晚明曾極為繁盛，這種勢頭延續到清前期。生活於明末清初的金聖歎在這方麵雖沒有創作的成就，但他對戲曲小說的推廣有很大影響。他所定的所謂“六才子書”，把《西廂記》、《水滸傳》與《莊子》、《離騷》、《史記》及杜詩相提並論，引申了李夢陽、李贄等人的文學觀。他的評點議論，如強調描寫人物性格的重要、重視故事結構等，常有精彩之見，在文學批評史上也有一定的地位。
清初的戲曲小說，在明代的基礎上繼續得以發展，藝術精神有所變化，並取得相當的成績。戲劇方麵，明末清初的作家中，李漁的劇作同其小說一樣是偏重娛樂性的，在重視戲劇結構和舞台演出效果方麵，他繼承和發展了吳炳戲劇的特點；他在《閑情偶寄》中所提出的戲劇理論，也比前人更為清楚和係統地總結了戲劇藝術的特點和要求。但他的作品很少反映深刻的社會矛盾與熱烈的人生追求。明末清初，蘇州地區一批戲劇作家形成地域性流派，他們有組織地進行帶有集體創作性質的劇作活動。他們的劇作，緊密聯係社會實際，緊密聯係舞台實際，受到歡迎。其代表作家是李玉，他的《一棒雪》歌頌忠仆，表彰奴隸道德；他與其他人合作的《清忠譜》，歌頌忠臣，思想陳腐，是反映明末市民同宦官鬥爭的曆史劇。反映市民的政治鬥爭，這是過去戲曲史上從未有過的。康熙時期，洪日升的《長生殿》、孔尚任的《桃花扇》，繼承了明末傳奇的優秀傳統，通過寫曆史故事，抒寫了國家興亡之感，曲折地反映了當時人民的民族情感。這兩位作者也都因其創作觸犯忌諱受到貶謫。《長生殿》、《桃花扇》不僅是這一時期最傑出的劇作，也是清朝最傑出的戲劇作品。《桃花扇》作為一部通過兒女之情反映朝代興亡的曆史劇，其傑出之處在於表現了劇烈的曆史變化給人們帶來的失落感與悲涼情緒，但作者對晚明曆史的解釋，其實還是正統的和官方化的。總之，清前期的兩大名劇與清中期的兩部傑出的長篇小說，不屬於同等水平。而整個清代戲劇就劇本創作即文學方麵而言，到清中期已嚴重衰退，這和小說的情況不同。
小說方麵，蒲鬆齡的文言小說集《聊齋誌異》，以談狐說鬼的方式，揭露了封建吏治和科舉製度的不公正，表達了人民對美好愛情和生活的追求。這是文言小說在繼宋、元、明三代沉寂之後，出現的最傑出的作品。在白話小說方麵，小說的理論獲得空前豐收。金聖歎對《水滸傳》、毛宗崗對《三國演義》、張竹坡對《金瓶梅》的評點，使我國的小說美學開始形成自己的體係。長篇章回小說此時雖然沒有出現傑出之作，但英雄傳奇小說湧現出《水滸後傳》、《說嶽全傳》這樣的好作品。人情小說出現了《醒世姻緣傳》以及一大批才子佳人小說，它們共同為清中葉《紅樓夢》、《儒林外史》的出現蘊積了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