翌日，正月十九日。蔣伯伯被任命為右丞相兼樞密史。
在中國各個朝代之中，所謂的國防大臣都是兵部尚書，但是樞密史之地位卻更在其上。
這個職位可算是掌管軍事的副丞相，換句話說，就是國軍的最高司令官。蔣伯伯在四十一歲之時，就已成為政治和軍事之最高統率者。
從表麵上看來，此刻大齊國已經再也沒有比此更高之榮譽了。然而可惜的是這個榮譽卻不是為了與燕國軍隊作戰所賦予之地位，而是在降燕使者之身份上，為求形勢地位之對等，所做出的人事任命。
風雨飄搖的朝廷，此時任命蔣伯伯出任這個無人願意擔當的右丞相，是想讓他出來收拾這個殘局，並代替夏平安去燕營接洽投降的事項。
而蔣伯伯之所以願意接受這個燙手山芋，則自有他的考慮。自從十九日以來，蔣伯伯親眼見到，臨安城外有大量燕軍的鐵騎在趾高氣揚地往來馳騁，耀武揚威，好象很不可一世的樣子。
其中有一支燕國軍隊已駐紮在城郊的榷木教場，齊朝的許多兵將紛紛前往那裏投降，而軟弱無力的朝廷，此刻已經完全無法製止他們的叛國行為。
城中百姓人心惶惶，不知所措，朝廷裏一派混亂，簡直是國已不國了。蔣伯伯的義兵力又在富陽，來不及調回。
就目前這種情況看來，如果他再不想辦法，就徹底來不及了。於是他最終決定他意當右丞相，就是想利用這個職務，為挽救敗局再作一下努力。
朝廷要他出使燕營，朝中的大小官吏也都無恥地懇求，要蔣伯伯前去燕國軍營談判，以保住他們這些達官貴人的性命。
蔣伯伯在國事危急的緊要關頭，不顧我的勸阻，竟然同意代表大齊國作為使者出使燕營。
他認為：“第一，大齊國的國事已經淪落到如此地步，我個人當然不可能隻顧惜自己的生命；第二，孔智鬆好歹總是燕國的三軍統帥，總得講點道理，自己可以用語言打動他，也許能取得講和退兵的結果；第三，我也可以借機窺探燕軍的虛實，歸來好研究對付他們的策略。
他還有些天真地提出，自己可以辭去右丞相的官職不拜，隻以端明殿學士的身份前往。這就可以表明我蔣伯伯是沒有議和、議降的權力，不是來談投降事宜的。
跟隨蔣伯伯身邊的我堅決反對蔣伯伯出使燕營，他說：“我知道孔智鬆這個人，他是什麼事都能幹出來。蔣伯伯，此去他們是不會讓你脫身的；再說，你老人家此刻離開了臨安，朝廷也就失去了主心骨，還有誰還能支撐這個危險的局麵啊？”
然而，蔣伯伯有些一意孤行地沒有聽這樣的勸告，朝廷的其他人更不可能會聽我的意見。
太後命蔣伯伯和左丞相吳堅、同知樞密謝堂、安撫吳餘慶、中貴官鄧惟善出使燕營。
蔣伯伯大步走出朝門，他想，在這些人裏，敢同孔智鬆進行鬥爭的也就是他了，自己肩負著重擔，不能怕威脅，也不能受利誘，一定不辱使命。
然而，蔣伯伯錯誤地估計了凶殘成性的燕國人，將他們看得太簡單了，他更是低估了孔智鬆的無恥：燕齊交戰多年，現在燕兵已在京城門口，怎麼會有說服他們退兵的可能呢？
以往出使燕營的人沒有被扣留過，那是出使的人沒有把對方惹怒，而蔣伯伯慷慨燕辭，觸怒孔智鬆，他們怎肯放他回去，又怎能讓他窺探虛實呢？
這種深入虎穴，勇於自我犧牲的精神是難能可貴的，而此舉脫離實際，實屬下策，以至後來連他自己也後悔莫及